众所周知，近年来印度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正在迅猛增长。企业家开办小企业，小企业成长为大公司，更多的人获得更好的工作，许多公司发现自己在全球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听起来似乎各方都在享受高增长带来的福利。

　　但事实上沃顿商学院的专家认为，经济固然在迅猛增长，但在这些高增长市场上经营的企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假如无法应对挑战，企业可能无法充分利用这些市场带来的优势。企业面临的挑战包括聘用人才、整合公司文化，以及与产品质量和环境相关的各种问题。

　　沃顿营销学教授张忠认为高速增长的经济对于企业而言是“喜忧参半”。所有接受沃顿知识在线采访的沃顿教授均认为这个词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目前的局面。张教授说，“过度增长既能成事也能败事，它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但同时也创造出许多机遇。”

　　张教授补充指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市场上经营的公司就好比是“在涨潮中搏击的小船”。他说，“你即使是听之任之，小船也会随波浮起。因为小船是在河面上行驶，所以你不需要做任何复杂的事情（即战略、员工培训等）来促进公司的增长。而且你还会发现周围的机遇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出来。这些机遇不仅仅是指你已经闯入的行业，还有你未来可能进入的领域。目前有些中国公司就是这样做的。”譬如，某些中国的制造企业就将触角伸进了酒店旅游业。

　　沃顿管理学系主任丹尼尔·列文托（Daniel A. Levinthal）对此表示同意。他说，总体而言，在快速增长的国家经营的公司“迫切地希望抓住机遇并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关注产品质量以及公司声誉。所以不同的公司面临的挑战也各不相同。”

　　当然其他的国家过去也曾经历过高速增长。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的工业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几十年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但列文托认为，今天的新兴国家从美国借鉴的经验并不多。

　　他说，“工业化时代是铁路的发展带动了新兴行业的崛起，而对于新兴国家而言，则是在大力发展已有的公司形式和行业。印度的呼叫中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种新型的业务模式，但它并不是纯粹的新兴事物。”

　　正因为如此，新兴市场的公司所面临的挑战要稍微容易解决一些。由于有现成的业务模式（不论这种业务模式是指印度的呼叫中心、钢铁厂还是中国的体育用品制造公司），他们无需完全从头开始。但列文托指出，这种情况也可能更加刺激这些公司急切地追求快速增长，从而增加决策失误的机会，因为他们在缺乏充分规划的前提下盲目扩展。譬如，“某些国内公司为抢占国内市场，匆匆赶在外国大公司进入之前开设分店，盲目追求规模效应，”这样就可能引发这种风险。

　　张教授还列举了一些其他挑战。他认为不仅是中国，其他新兴国家同样也存在着风险。“有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可能会面临原油等资源成本上涨的问题。另外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也在上涨。中国某些地方的劳动力市场相当紧张，所以他们必须花更高的成本引进人才。”

　　过度增长也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不均。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6%。如果不加以控制，物价上涨可能会引起“社会不安定。”第三个风险是环境恶化。在中国，许多农业用地被转化成工业用地，对环境造成了恶劣影响。另外就是腐败横行的问题。张教授指出，“台前幕后的腐败交易到处横行。”

　　虽然目前的经济增速已经很高，但有些公司和政府官员可能希望经济发展的速度再快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期望就会越来越高，这样一旦期望落空他们就会感觉失望和愤怒。张教授说，“这就好比骑自行车。只要保持一定的速度自行车才能骑得稳当。但车的速度也可能会过快，从而造成问题。”

　　冲突与互不兼容的决策

　　沃顿人力资源中心主任、管理学教授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指出，在快速增长的市场上经营公司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招贤纳士和企业文化相关问题。卡普利与管理学教授杰特德拉·辛格（Jitendra Singh）、迈克尔·尤西姆（Michael Useem）正在对印度前100强企业进行调研。虽然这项调研尚未完成，但卡普利指出，这些公司的CEO在访谈中表示，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招募人才。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是管理公司的文化。

　　在快速增长的环境中要解决员工招聘、保留员工和员工发展问题本身就很不容易。而除这些问题外，卡普利认为，印度的公司还面临着如何向公司员工传达公司文化的挑战。

　　他说，“这些公司的文化处于不断的融合与改变之产品包装设计中。他们增长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陆续加入公司的新员工对公司的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体验。”以印度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为例，公司从过去的500名员工发展至今天的数千名员工，文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它成立了规模庞大的培训中心来向员工传达公司的文化理念。印度信息系统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班加罗尔的大型技术服务公司。

　　卡普利说，这些接受采访的印度公司的CEO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他们定期与员工会晤来商讨如何加强公司文化。他们意识到，如果员工能够认同公司的文化，他们就会做出与公司价值观和发展目标一致的日常决策。他说，“向员工传达公司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文化可以有助于推行公司的规章制度。如果不对文化进行管理，员工对公司的目标就有不同的解读。这也就是说，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这些员工会以不同的方式做事，结果可能产生冲突或者做出互不相容的决策。假如无法在对公司文化的理解上达成一致，那就需要加强监督力量，最终造成成本增加。”

　　印度还出现了一些其它的人力资源问题。列文托说，“印度的中层管理人才十分匮乏。中层管理人才是指那些熟悉当代商业模式并且掌握多种语言的人。虽然中层管理人才在不断地涌现，但市场对这部分人的需求已经超过了供给。以海德拉巴（Hyderabad）的呼叫中心为例，他们可以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人才问题，一是在海德拉巴以外的其它地方建立呼叫中心，吸引当地的人才，一是想办法吸引中层管理人员到海德拉巴的总部工作。这些公司所在的地方竞争非常激烈，所以稍微高些的薪水就能吸引员工跳槽。他们应该为员工提供职业发展的机会而不是雇佣合同工。”

　　就业能力差距

　　沃顿管理学教授赛卡特·乔胡瑞（Saikat Chauhuri）认为，印度正在为就业能力的差距而苦恼，这个问题在信息技术和零售行业更加突出。印度培养了许多大学毕业生，但其中许多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培训，所以他们很难找到和保留工作。

　　他说，“印度非常缺乏中层管理人才。高端人才并不难找，难找的是中层人员。IT公司里的技术人员可以被提拔做项目经理，但他们缺乏与客户打交道的必要技能。”现在有一种“精修学校”（finishing school）在印度应运而生来填补这个缺口，但乔胡瑞并不清楚从长远来看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我不知道是该成立经贸学校还是在大学里开设经贸项目课程，或者需要双管齐下。”

　　印度公司的中层管理人才还需要有能力解决有关产品分销和管理供应链的问题。乔胡瑞说，“物流是个很大的问题。非城市地区的基础设施还不完善，限制了许多市场机遇。假如缺乏专业的管理技能，就会觉得这些问题十分棘手。许多公司都垂青于经验丰富的人才，但这样的人才非常难找。海外人才和当地人才都不缺，缺的就是两者兼备的人。这就是问题棘手的一面。”

　　中国管理人才稀缺

　　沃顿管理学教授维托尔德·赫尼兹（Witold Henisz）、马歇尔·迈尔（Marshall Meyer）指出，中国也出现了管理人才匮乏的问题。

　　赫尼兹参加了最近在中国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同时还参与了沃顿MBA学生在上海开展的一个项目，所以有机会听到中国企业的管理人员谈论与经济增长相关的问题。他回忆说，“中国高素质管理人员匮乏的事实让我十分震惊。公司老总都在叹息很难找到富于创造力、可以担当高级管理职位的人才。”

　　赫尼兹说，满腹怨言的不仅有跨国大公司也有本土的中国公司。中国缺乏管理人才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赫尼兹说他相信事情“正在朝糟糕的方向发展。我一两年前就听到有人抱怨说人力资源管理对于企业成功而言正在变得更加重要。”

　　迈尔曾多次前来中国开展调研，他预言中国的经济将会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将来对管理人才的需求会更大。造成管理人才稀缺的原因之一是，原来沿海地区带动着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而现在中国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很快，所以沿海城市对于管理人才的吸引力已经大大降低。

　　迈尔指出，“搜寻管理人才的任务非常艰巨。跟猎头交谈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虽然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多如牛毛，但他们一直在寻找管理人才。这真是个失败。”

　　中国的高速增长已经给企业造成了异乎寻常的压力，因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增长抱有相互冲突的立场。迈尔说，“这是个相互矛盾的问题。中央政府正在大力遏制经济过热，而地方政府却在反其道而行之。”

　　他还补充说，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业绩与“增长息息相关”，他们正在不遗余力地推动经济增长。而中央政府却想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因为他们明白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极度不平衡，不仅城乡GDP数字相去甚远，沿海与内陆差异巨大，而且行业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中国有50%左右的GDP是道路、桥梁、房地产和工厂等固定资产投资，另有30%至40%是出口贸易。也就是说只有很少的一部GDP，少到大概只有10%，是归到家庭的工资收入。

　　迈尔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而不是由家庭消费，这样就会带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中国能造多少的公路、隧道和工厂？他们能把多少资金用于投资房地产？无限制的出口是否会惹恼贸易伙伴，采取报复性的贸易政策？中国会无休止地过度增长吗？”我的感觉是，“多数中国人并不这样认为，尤其是中央政府，他们正在采取措施让家庭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据迈尔预计，不久以后中国的服务业将成为新的增长点。理由是：家庭消费将驱动经济增长，他们会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教育、医疗和退休储蓄，为医生、牙医、私立大学员工以及金融服务商等职业带来新的机遇。“因为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养老金制度，所以现在老百姓都在拼命攒钱，以支付教育、医疗和养老金。但如果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能建立起社会保障网络，为百姓提供合理的医疗保障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家庭消费也会增加。”

　　拉美的繁荣与泡沫

　　拉美的某些新兴经济体经历了快速的增长，但他们的发展道路却不同于印度和中国。一方面，他们的增长率没有印度和中国高。另外，在经历了一番经济动荡之后，拉美的公司高管都知道繁荣过后很快就会出现泡沫。

　　沃顿管理学教授杰拉德·麦克德尔莫特（Gerald A. McDermott）一直密切关注着阿根廷的经济走向。他说，过去四年来阿根廷的经济增长率在7%至8%之间。但阿根廷企业与中国和印度企业有所不同，他们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面临的挑战是这种增长能否持续下去。

　　麦克德尔莫特指出，“在拉美你思考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样的因素会促使未来的经济以目前的增长速度发展？或者说现在的经济繁荣之后是否也同样会出现泡沫？这也是新兴市场人人都在关心的问题。即使在由于投资者缺乏信心而导致投资率相对较低的阿根廷，考虑到这个国家近年来的发展，8%的年增长率也是难以为继的，但保持5%的增幅或许还有可能。”

　　另外的问题是一个国家是否可以保持增长周期。“假如原来的增长率相当低，那么你的增长周期中有一部份可以实现高增长。可以说要看这种增长是否是由一次性的汇率变化或者很快用完的相对价格所引起的？现在令拉美（特别是目前阿根廷的农业和商品市场，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巴西）害怕的是市场正在急速增长。关键的问题是企业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购买土地和招聘员工？公司要增长到怎样的规模最合适？”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进行简单的商业预测。但麦克德尔莫特告诫称，以下任何一种原因，包括政府政策、劳动合同和整体经济的稳定都可能使得做出的预测不甚准确。通常情况下经济的不确定性会让企业感觉洋洋自得；他们知道在经济增长的时候赚钱是非常容易的，他们对此也很满足。他们也知道经济可能出现衰退，而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投资建厂、购买设备和提供员工培训是非常危险的做法。所以他们会采取削减成本和雇佣廉价劳动力等简便易行的方法来实现增长。

　　麦克德尔莫特说，阿根廷的企业没有投资扩大规模的原因是，他们害怕自己的努力会因为中央政府出台不利用企业的政策而付诸东流。现任政府常常改变游戏规则，变动税务法规和价格，指责企业进行肮脏交易，由此制造出许多不确定性。能源企业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投资，他们不愿投资是因为政府现在对他们的态度是锱铢必较。导致出现这种局面的当然还有政治因素。所以当增长周期来临的时候，你必须了解：政府持什么样的立场？公共决策者有没有对投资和创造价值采取任何措施？如果没有，公司就会通过削减成本和雇佣廉价劳动力来相互竞争。这样当泡沫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裁员。”

　　麦克德尔莫特说，象阿根廷这样的地区政府需要与公司密切合作，帮助他们开发技术更先进的增值产品在海内外市场销售，以获得更高的利益。当然这个建议也适用于拉美之外的其他地区。阿根廷的门多萨省与当地的葡萄酒企业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尝试。门多萨省政府和当地的商业协会共同为葡萄酒商（和其他公司）创建了投资促进署，邀请记者和其他对葡萄酒制造感兴趣的人前来门多萨参观葡萄园，聆听关于葡萄酒的知识并了解海外市场。

　　“公司必须提醒自己，‘我现在的高增长是因为现有的战略帮助我赚钱。我当如何改变战略来推动自己登上价值连的高端？’从事低价值的商业活动永远不能帮助你获得成功。”

　　乔胡瑞说，印度公司也将要面临这个挑战。“印度的服务业已经实现了高增长。制造业正在慢慢爬升，但低端的制造业还有继续增长的潜力，农业最近也没有增长。将农业的增长率从3%、4%提高到10%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说不要卖土豆，要卖薯片。”

　　印度有许多邦也在应用这种方法，辅助中小企业开发通用的产品设施来获得规模效应。譬如，西孟加拉邦正在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当地传统的皮革制造业的发展。另外，中央政府也建立起技术中心来研究黄麻的新用途。黄麻一直是生产包袋的原材料，但因为它具有很好的张力，所以也可以用在公路建设中。

　　展望未来

　　对于在快速增长的市场上经营的公司而言，他们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如何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获胜。赫尼兹指出，这些公司必须明白，参与全球竞争比在本国快速增长的市场上经营要复杂得多。“企业必须努力向全球拓展而不是在原地踏步。经济下跌的时候肯定会有企业被淘汰出局。他们必须建立起更加完善的财务控制制度，努力树立自己的品牌。由于目前市场需求十分巨大，鲜有企业愿意投资进行品牌建设。但当代企业如果想进军海外市场，就必须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企业声誉。”

　　文经沃顿知识在线（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许可刊出，发布日期2007.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