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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的瓦解与重建(第1页)

时间:2016-10-08 10:32:12 来源:品牌建设 阅读量: 作者:豪禾品牌咨询

   迄今为止大多数新锐的组织形式,都是新创组织带来的。从全球范围看,传统组织还没有能够提供一个变形的成功先例,GE也不例外。

   《中欧商业评论》(以下简称CBR):几年前在对你的采访中,你曾提到,“虽然我并不认为微软会因此消亡,但它必须在某些方面做出改变,否则就会成为问题。未来,非企业组织和企业组织的融合度会越来越高。”几年过去了,有些什么新的观察吗?
   胡泳:讨论组织的变迁要从整个背景世界来看,因为组织是基于人这样一种社会性的动物来讨论的。人类怎么协同,是思想家和研究者始终研究的一个课题。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是最早的观察者。他发现,劳动分工可以大大提高效率,分工则导致了市场。市场的核心,斯密用了“看不见的手”这个隐喻,这个认识最终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基础。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另外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科斯,他最大的发现就是,并不是所有资源都可以通过市场配置,所以他提出的命题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企业?原因是由于有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作为资源配置的方式更加有效。科斯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人类协同还有别的方式。
   因此,要么是市场,要么是企业,我们一直用这两种方式来解释人类大规模协同。但新科技带来了新的协作可能性,而且成本越来越低。于是大家开始讨论第三种可能性:当科斯所说的交易成本不断被技术降低之后,企业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前些年泰普斯科特的《维基经济学》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CBR:分工、企业到企业边界的模糊,我们看到一些新锐的企业正走在路上。你近距离研究的海尔就是探索者。张瑞敏提到的“从分工到合工”理论,该怎样去理解?
   胡泳:这其实是组织内部一种“分散+合作”的形式。对于张瑞敏来说,他最后可能会觉得,海尔是不是原来的海尔、是不是一个制造业巨头都无所谓。他是在想,能不能完全变成一个平台,把员工变成一个个平台上的自主经营体,即所谓“小微公司”。这些小微公司和海尔平台发生关系。有点像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提到的“三叶草组织”,有在册员工,即所谓的核心员工;也可以有在线员工,与公司保持一种松散关系,在海尔的平台上做事。这些想法对于一个制造业企业来说是很激进的。
   如果要往这个方向走,首先的问题是,这些小微公司是不是有法人,企业内部有没有一个内部的创业市场?张瑞敏也不见得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有答案,但他看到了组织的未来大趋势一定是“分散+合作”,因为未来制造业可能会完全变成一种分散的各地制造。如果3D打印本身变成一种基础设施,所有的设计都是可以在网上下载的,拿到附近的3D打印机就可以生产出来。
   一次我问《连线》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你一直研究数字化的东西,怎么突然转行做制造业了?”他的回答让我很意外。他说:“我在做制造业的时候,时刻盯着苹果的手机。”苹果手机里有非常多的传感器,可以带来很多有趣的应用,比如说摇一摇。而安德森正在研制的无人飞机也要用到各种传感器。他说,“我为什么不利用一个已经有几百亿美元产值的智能手机,把我的制造业建立在它的系统之上?苹果围绕传感器开发什么应用,我也可以开发什么应用。”安德森的无人机,其实就是会飞的手机;现在受到追捧的电动汽车特斯拉,其实就是一个会跑的手机,因为理念完全一样,接口都开放。因此你说制造业的未来在哪里?海尔这样的传统组织未来在哪里?一定在平台的开放性,这就是“分散+合作”。
    
   CBR:组织转型从未来趋势看,似乎都是令人激动的。但要打破任何传统组织的惯性都不啻为一场革命。海尔能过得了这一关吗?
   胡泳:老实说我不知道。组织转型最大的痛苦就来自于人。在组织中,那么多人都在一个路径依赖之下做事,要改造他们是极其困难的。这其中有一个悖论:组织变形,要把所谓的“正三角”变成“倒三角”,变成中层是为下层提供资源的,“倒三角”形成之后,中层应该是整个消失的。但悖论就在于,整个变革的过程又需要这帮中层去推行。就像当年毛 泽 东认为官僚制是他进一步革命的障碍,但他一开始又不得不企业宣传片制作依赖官僚制。最后之所以搞“文 革”,就是想把整个的官僚制给干掉。
   所以迄今为止大多数新锐的组织形式,都是新创组织带来的。新组织没有包袱,轻资产,非常容易形成一个适应性极强的组织形态。日本制造业的种种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得不到好的解决。就连GE这样的企业,韦尔奇也不觉得他的继任者伊梅尔特做得好。因此从全球范围看,传统组织还没有能够提供一个变形的成功先例。
  
   没有路标的探索
   CBR:在实践领域,传统企业还在艰难探索中,一切未有定论。那么从事前沿理论研究的管理大师们呢,他们有什么见解或者观察?
   胡泳:管理大师加里·哈默的观点是,等级制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但等级本身会发生变化。将来组织中的等级应该是自然形成的。传统组织中,你有资历,于是获得了某个职位,也就有了相应的权力。但未来的等级是因为你在环境中“浸泡”之后自然“涌现”的。某个人会逐渐成为中心,因为他在这个事情上坚持得足够久、做得足够好、看得足够远。就像领飞的大雁,跟随的队形是在雁群中自主形成的。
    
   CBR:但企业组织要比这种生物的无意识自组织形态笨拙得多。
   胡泳:你说得对,因为组织本身是为了满足工业时代的需求,而工业时代组织的核心隐喻就是机器或者是钟表。我和哈默聊组织形式创新,他举的例子大部分是新经济企业,顶多有全食超市这样的企业,仍然不是那种规模超大的传统组织。所以他也到海尔来观察,想说能不能找到一家制造型企业的管理创新。
    
   CBR:哈默是怎样评价海尔的组织变形的?
   胡泳:哈默最大的追问就是一致性问题。打破企业原来的事业部、改造为自主经营体之后,的确激发了自主性,但与此同时,各个自主经营体可能会各自为阵。企业在做一些大的市场行为的时候,总是需要一致性的。所以他一直在追问,到底怎样解决一致性和自主性的矛盾。张瑞敏从前期的“自主经营体”,到提出“利益共同体”概念,可见他也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利益共同体”还包含着另外一种“野心”,就是努力把外部资源整合进来。“自主经营体”时期,有一种经理人的称谓叫做“网主”,网络主持人的意思。自主经营体的领导人就是“网主”。到了“利益共同体”时期,这些人又被改称为“接口人”,更有面向外界,向全世界来接口的意思。
   社会学巨擘曼纽尔·卡斯特一直在研究组织如何从福特主义到丰田主义,再到网络化组织。在他那个网络化组织的概念里,最有意思的是他用了一个词articulate,勉强翻译成“接合”。海尔的“接口”就有点类似于它。网络化组织最大的核心能力就是接合能力,有多少向外开放的口,能够接入多少资源。然后企业再去思量哪些是可以放弃,哪些是绝对要保留的。    

   既竞争,又合作
   CBR:VISA(维萨)创始人迪伊·霍克在《隐性VISA:面向未来的混序组织》一书中,提到一种新型组织的概念,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发展。他借用了混沌(chaos)和有序(order)两词,形成了混序(chaordic),认为最佳状态是具有混沌与有序双重特征。你怎么评价这样的组织形态?
   胡泳:霍克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在于,他用这个理念,把VISA经营得非常成功。霍克当时希望找到一种组织形式,既不是中央控制的,也不是无政府的,他把它命名为“混序”的组织。核心要素其实就是一个组织如何做到既竞争又合作,有点像现在平台组织的概念,但他搞这个东西时间很早。让参与VISA组织的每家银行都竞争,服务于自己的客户,但同时要维持最基本的合作,保证不管你刷谁的VISA卡,必须到处都能用。所以VISA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信用 卡体系。
最有意思的是霍克提出的组织设计原则,这可能构成21世纪组织的先驱法则。第一条,组织必须是平等的,被所有参与者共同拥有。这个组织最后所有的竞争力,都来自成员们独立的那些创新;第二条,权力和功能必须是最大限度做到分布型,也就是分权化或分散化;第三条,整个组织的治理也必须是分散的,没有哪一家或几家联合起来可以控制这个组织;第四条,组织的可塑性必须非常强,即永远不断地在变化。
   霍克提出这些原则应该是在20世纪70年代,但在今天来看,非常适合用来讨论互联网时代的组织形态。他还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看上去VISA像是一个控股公司,但它不是真正的控股公司,因为控股者就是VISA的成员。这些成员既是所有者也是客户;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是上级也是下级。”一个理想的互联网组织,应该是符合这些原则和要求的。
   
   从“机器人”到“手艺人”
   CBR:过去,人们的成功很大程度还是由组织来定义的。没有组织,人就会有一种身份的焦虑。查尔斯·汉迪在《大象与跳蚤》中论述了一种组织与人的新型关系,即个人脱离大象,跳蚤一样生存。如今关于自媒体、U盘化生存的讨论也很多。结合整个未来社会趋势,你的判断是什么?
   胡泳:机构的瓦解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任何机构的未来都不一定是靠得住的。但凡还在将自己的生存寄望于机构的人,未来都是危险的。企业里的个体,要重新回到手艺人时代,让自己拥有某种独特甚至稀缺的能力。这非常难,首先要选准领域,还得符合你的兴趣,并要特别善于学习。当个体成为了新时代的“手艺人”,就已经立于最大的不败之地。
过去那种有效率的机构,偏偏是要把人的“手艺”磨到最细分化的、机器人的状态,所以如果人们只是无意识地在组织里生存,一定会朝着“机器人”的方向走。一旦如此,你在组织中的可替换性是很高的,组织完全可以换另一个人来做同样的事情。
    
   CBR:随着前面我们提到的种种组织变形,内部各种互动关系也在变。未来会不会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使得组织中“手艺人”的存在更有可能性了呢?
   胡泳:我觉得是这样的,当这个“手艺人”获得了一种稀缺或者独特的能力后,他可以选择留在组织内,也可以选择离开组织。即便是选择留在组织内,组织跟他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因为组织不能够像过去对待“机器人”那样对待一个“手艺人”。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组织和人的关系,因为组织的困境是明显的,组织的瓦解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所以人如果是对自己负责的话,应该致力于把自己变成“手艺人”。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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