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万科董事长王石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就万科“捐款门”、企业家与理想主义等问题，向公众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王石认为，虽然觉得自己没有错，但是，为“捐款门”道歉是一种妥协，至于这种危机公关的成功与否，要让别人去判断。 　　

　　谈到妥协的底线，王石认为，企业家在创业初期被迫做一些不愿做的事，并不等于人格不高，但不能为了财富失去人格，否则这种妥协就会变成日后的情不自禁。以下为王石部分观点原文：

　　我觉得我是实用主义者，我的工作不是著书立传，我们是在搞企业，搞企业首先是实践家，实践不下去就要被淘汰掉。 　　

　　靠理想主义赢不了对方，我只是有一个更长远的眼光而已，不只看现在。现在我要存在下去，未来我也要存在下去;而未来当然有两种假定，一种假定未来是恶的，另一种假定未来是善的，我对未来的假定是善的。比如说讲制度，讲透明，讲不寻租，讲市场公平竞争，这是你对未来的一种假定。还有一种竞争就是寻租、腐化、堕落，这个公司越来越糟糕。 　　

　　当然，如果说我这种假定就是一种理想主义，这个我同意，我首先是假定往好的一面发展，我往好的地方做。但我现在做得不错，行业中一直证明，各方面都是不错的，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而且很成功。我当然有妥协，但是我有底线。社会的本身就是妥协，理想主义和妥协不矛盾。创业的初期，一些人被迫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并不等于他的人格不高;但是我要说的是，往往这种被迫最后成为一种自愿，成为一种情不自禁;这种被迫发生后，再想成为理想主义者很难。 　　

　　“捐款门”之后，一家媒体问我：你准不准备向网民道歉?我认为自己没有错。但我觉得道歉不违反原则。因为道歉其实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个事情。当然和危机公关有关系，成功不成功，让别人去判断。在那种情况下媒体对我表示出善意，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我减轻压力。按照万科的策略，如果发生这样的问题，不危机公关，万科就完蛋了，向大家谢罪吧。 　　

　　我的性格属于比较刚烈的，我宁可事业无成，宁可出国当二等公民，也不愿意委曲求全，不愿意为了财富失去人格，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举个例子，有次为了一项业务，某位领导出面干涉，是进口商安排的。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是这样的安排，当时站起来扭头就走，拂袖而去。当然现在不会了，不让别人难堪，现在我是知道了。那时候我四十二三岁。 　　

　　我去年都觉得自己很不成熟，觉得自己很青涩。但有人叫我老狐狸，我很高兴。我有没有狡猾的一面?当然有，但我觉得不值。什么叫聪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聪明。我可以很狡猾，但是何必那么狡猾?处理人际关系上，有时候把人得罪了浑然不知，我就是有不成熟的一面。这方面也没有兴趣改，从某种角度来讲，改不是不可以改，但是会改得面目全非。人总会有长有短，不可能总是长的，如果都是长处，一定短命。我某些方面会一直不成熟，这就是我青涩的一面。 　　

　　我们当年开发的一个楼，外立面颜色是绿色渐变的，人家叫“竹笋楼”、“苞米楼”，那就是当年得罪一位领导的结果。 　　

　　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例子是倒过来的，人家给万科的好处我不要。最典型的是我们在成都拿一块地，签约的时候，我说根据成本核算，你们给我们的价格，成本打不下来。我提议，每亩地加五万块钱。我们老总马上拽我，人家要给你折让，你怎么还要加价。 　　

　　对方也不明白什么意思，我就讲根据万科拿大地块的经验，便宜地块往往我们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你是从农民那拿来的，你们很便宜的压榨农民。我们一个楼盘的墙老倒，我问为什么这样，他们说当地农民推的，我说当地政府不管吗?人家说就是对着当地政府去的，当地给农民补得少，农民觉得吃亏了。 　　

　　后来我就知道，便宜的东西后面是有陷阱的，并不是说我表示我高尚，我加的钱你们给农民，这样我的围墙不会倒。像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例。 　　

　　我们不仅要看到未来，看到更远的地方，也要回顾过去，要看得更清楚。无论是个人历程，还是企业轨迹，都要有这一步。我去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去过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馆，可竟然没去过自己国家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身边的朋友，也没有一个去过的。除了个体的原因，可能也和我们民族整体意识的忽略有关。 　　

　　在万科，说起持续高速增长，个个头头是道;但有几个记得海神广场?当年它几乎葬送了整个公司。写一本激情四射的书，说说理想、成功、韧性，再加几个小失败做点缀，这很主流。但我们更需要“慢下来”;不能看清楚过去，也将看不清往何处去。 　　

　　为什么不把我的探险精神注入到万科的品牌里?探险是我个人的爱好，我不是为了塑造公司的品牌。探险有一定的风险，战胜风险，安全回来的时候，对公司的美誉度是一个提高;但是万一出事了可能就会倒过来，对公司冲击非常大。 　　

　　我和万科是互相借鉴。现在在现代企业建设方面，中国也在探索。刚开始时我们更多地赞赏西方的东西，现在国学热了，因为中国经济起来了，国学热生逢其时。但是我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很宝贵，但是作为现代企业制度来讲，我们更缺西方文明的公共意识、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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