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济民，是古人对经济发展的朴素理解。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实现社会福祉的最大化，而不是制造出更多的巨富商贾。但显然经济发展史并没有完全按照人们这一美好的愿望行进。尤其是工业文明以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鸿沟在逐渐增大，超级公司在三次工业化革 命的浪潮中层出不穷，贫困、污染、资源浪费却仍然困扰着地球上数以亿计的人口。

 　　这一矛盾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被再次激化，人们抨击华尔街的嗜血文化，认为经济尤其是金融的发展除了给企业高管带来数不清的钱财之外，对公共利益甚至对企业自身的长期发展都毫无益处。

 　　这让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反思整个市场的制度安排，尤其是反思商业与社会的关系。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了“创造共享价值”的理论，鼓励企业发现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并通过商业活动去满足它，以便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能创造社会价值。

 　　简单地说，共享价值理论就是同时让社会和企业从中获益。譬如农业企业可以给农民提供技术培训，捐赠基础设施，虽然会增加初始成本，但从长期来看是利己利他的。本质上，这是对经世济民这一古老哲学的回归。

 　　但“创造共享价值”的逻辑给市场出了个难题：长久以来，市场只懂发现商业价值，不懂发现社会价值。这是因为，无论商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都是通过供求关系生成价格信号并达成交易的。然而，价格信号并不能把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成本与效益纳入考量。所以说，传统的市场能够发现“利”(Ma king Money)，却不善于发现“义”(Doing Good)。也就是说，首先，推崇社会和环境价值的市场参与方(投资者和消费者等)不够多;其次，反映社会和环境价值的市场信息缺乏。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信息缺乏的问题。

　　共享价值信息缺失

 　　事实上，“共享价值”并不分享企业已经创造的价值，而是做大整个经济和社会价值蛋糕。比如，为了增加贫困农民的收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并不会增加总价值，只是重新分配财富。如果你设法改进农民的种植方法，与当地供应商建立产业集群，提升农民的效率、收成、产品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那就能做大收入和利润蛋糕，使农民和收购农产品的企业都得益。这也是“共享价值”和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最大的不同点所在。

　　也就是说，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市场，就需要做到“义利兼顾”。以一瓶矿泉水为例，它的传统市场价格主要包括了生产、销售成本和企业的利润，水的成产品手册设计本虽然也有，但占比甚小;在一个能创造共享价值的市场，这瓶水的价格就会增加，因为水的成本更完整反映出水的自然价值;如果生产水的企业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出钱出力投入到水资源的保护中，这瓶水的价格就会略有下降，因为每瓶水耗费的水资源净值下降了(部分水得到了保护)。可见，一个能创造共享价值的市场，可以激励企业平衡商业价值和市场价值。

 　　回到信息缺乏的问题上，在上述瓶装水的例子中，要准确地将社会和环境价值因素纳入考量，就需要知道企业真正的耗水量、水的自然价值、企业保护水资源行动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等。在传统市场中，这些信息是很难获取和计算的。

 　　缺乏信息，市场就无所适从，也就无法生成准确的价格信号，继而引发市场失灵。所以，与社会和环境相关的信息是构造共享价值市场的基础要素。只有这样的信息足够多，它才可以产生参考价值并有效率地促进市场运转。

　　外部环境掀起信息共享革 命

 　　与社会和环境相关的企业信息来自于企业经营生产的过程。企业虽然可能掌握了充足的信息，却往往不愿意主动进行披露，尤其是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负 面信息。但是外部环境的变化打破了这一格局。率先向企业发难的是关注劳工问题的民间组织，他们以保护劳工权益和消灭血汗工厂为由，不断要求那些有着大量外包业务的知名服装和电子品牌企业公布其在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名单，并说明企业所采取的劳工权益保护措施。

 　　在企业方面，耐克公司最早打破了沉默并作出回应，它破天荒地公布了全部供应商名单，并带动全行业的社会和环境信息披露。此后不久，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也掀起了“绿色选择”的运动，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为代表的众多环保组织要求电子产品企业更加透明，并降低其供应商在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重金属污染。这一运动最终也取得巨大成效，就连一向“倔强”的苹果公司也改变了态度，公布了供应商名单和自身的绿色举措。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外部环境的变化让不少企业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与社会和环境相关的信息披露问题。以往，外部利益相关方对此类信息的诉求是偶发和孤立的，如今这一诉求却往往接踵而至，企业已经无暇逐一回应。

　　企业该如何应对­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有效降低沟通成本：那就是根据受到广泛认可的指引定期编写一份年度报告，分发给所有人或者公布在企业网站上，以回应绝大多数外部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社会和环境信息的疑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便由此诞生并很快得到普及。

 　　近10年来，国际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逐年攀升，并几乎成了知名企业的另一张名片。在世界500强企业中，绝大多数都已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形成常态。这些信息被各方使用，有的成为了编制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指数的信息源，有的成为了品牌企业采购行动的依据，有的成为了银行发放贷款时的决策参考。最近几年，还有的企业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企业财务年报进行有机整合，形成企业综合报告，以向外部利益相关方传递具有整体性的信息。

　　信息披露纳入监管有待深挖

 　　在注意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价值之后，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及监管机构开始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纳入监管要求，甚至对部分企业实施强制披露的政策。其中，证券交易所的措施是最为积极的。譬如南非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编制并发布综合报告，如果没有发布报告则需要解释原因。香港证交所也要求上市公司自愿发布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并很可能在2015年之后作为半强制性的监管要求。在中国大陆，国资委会、上交所与深交所也都发出了类似的监管要求;此外，2015年开始实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 法》也明确了对重污染企业污染信息披露的法律要求。由此我们可以预见，企业环境信息将会在中国大陆出现井喷式的增长。

 　　种种迹象表明，企业透明度的增加将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会主动或被动地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披露相关的非财务信息，此类信息披露的增加为构造一个共享价值市场创造了更大的可能。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革 命将起到重要的催化作用。

 　　毋庸讳言，构造这样一个市场并不容易，从信息披露的角度看，当下也仍然面临不少挑战。首先，是现有信息缺乏价值。一份洋洋洒洒过万字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常常讲到不少关于“好人好事”的故事，却没有告诉读者具有实质性的有效信息;即使有效信息被披露出来也会缺乏量化和比较。其次，是很多市场参与方(监管机构、投资者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不会充分利用此类信息的价值。其中一部分人不知道此类信息的存在，还有一部分人是不认为这些信息有价值。要克服这些挑战，尚需时日。

　　【专家观点】

　　立法尚存缺陷

　　在国外发达国家已形成惯例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为何在我国就遭遇“水土不服”­环境污染信息，为何竟然演变为企业不能说的秘密­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环境资源法副教授方堃博士认为，首先是立法尚存在很大缺陷，比如：立法存在分散性，信息公开主体的偏少，公开内容的不具体和范围的狭窄，公开方式的单一，公开标准的缺乏，公开真实性和完整性没有客观的评价体系，以及公开主体责任的分配和对公开行为的监督缺失等。同时，立法未确立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是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得以实施的重要理念，理念的缺失导致环境信息公开中的“例外原则”的规定不具体、含糊不清，从而形成巨大的守法、执法和司法中的“寻租”真空，公开的司法监督和公众监督更是形同虚设。

 　　其次，在执法层面，行使环境行政管理职能的部门本身对环境信息公开不到位。受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效率目标的约束、乃至压力，同时也存在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链条的羁绊，职能部门缺乏对企业不公开环境信息监管的积极性。同时，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和救济途径的缺失、中国人传统的“报喜不报忧”的思维也导致政府公开失去助推力，这也受到整个政府信息公开案例居少大环境的影响。从现实情况分析，几乎很少见诸对违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法律规范的责任追究案例，哪怕是涉及重特大环境事件的环境信息公开违法亦如此。

 　　再次，缺乏对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的责任机制和激励机制，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的主动性有待加强，不愿意自爆家丑。方堃表示，由于没有对企业不依法公开环境信息的行为真正实施责任追究，企业自愿公开环境信息难以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激励。“所以，哪怕是每年向政府提交环境公报，或者说更有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通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也只能是一种时髦的形式”。方堃说。

 　　此外，公众参与程序的缺陷导致知情依然不足。很多政府部门和企业存在对公众参与的偏见和误区，认为公众的参与会招致麻烦，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影响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不到位，也就更难以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违法行为实施救济。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全国关于环境问题的信访案件有10万件;2000年时,达到30万件;从2005年以后,每年有60万件;而到现在每年已达到100万件。

　　“正是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致使目前执行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在实践中的效果还不是很明显，环境企业自爆家丑的力度不大也令人堪忧。”方堃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