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究竟是什么？被《经济学人》评为“过去十年最有影响力经济学家”之一、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泰勒•考恩在其著作《大停滞》中进行了探讨（该书中文版已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

　　考恩并没有停留在对华尔街及美国金融监管体制、金融政策的表面批评上，而是探索了美国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动力——“低垂的果实”——即广袤而廉价的土地资源、大量的移民及有待教育的年轻农村人口、技术进步。然而，随着上述红利消失殆尽，美国科技创新陷于停滞，这才是导致危机的真正原因。

　　日前，考恩教授对《世界经理人》就美国的创新现状、中美创新差异以及中国面临的挑战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美国真的处在大停滞之中吗？

　　考恩教授：对于金融危机可以有很多具体的解释，但是最一般的通用的解释是这样的，美国消费了太多，借了太多，买了太多的房子，贷款太高了，杠杆太高了，这所有的根源都在于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太过于乐观了，太过于自信了。

　　美国的消费和借贷的方式好像我们处在高速发展的时代，但是事实上我们处在创新跟不上以前的这样一个时代，这两者之间不匹配了，其实这场危机早在40年前便埋下了伏笔，从那时起除了信息技术外，就没有革.命性的科技创新发生了。

　　我祖母是20世纪初出生的，这个时候美国还很贫穷，只有6%的人能够完成高中学业，更别说大学了，大多数人都在农场里面生活，他们不知道抗生素是什么，也没有自来水和抽水马桶。电有些地方有，但好多地方没有。什么无线电、电视、汽车都没有，更别说智能手机了，所以那个世界与现在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

　　等到我祖母50岁的时候，也就是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大部分家庭都有很好的房子，不错的车，电视机更不用说了，抗生素是非常普遍的，每个孩子都接种疫苗，有非常干净的自来水。我们的厨房里面配备了现代化的烤箱，电力四通八达，而且你可以坐飞机去往各地。50年间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现在53岁，把自己现在的生活和60年代作一个比较，最大的改变就是有了电脑和互联网。其余的呢？其实和50年前差不多。就以最简单的出行方式和速度为例，每一代人的出行速度都要远超于前一代人。一开始是火车、快船、汽车，从后来又有飞机。每一代的出行速度都远胜于前一代。但是眼下的这个世界，出行速度没有什么提升，比如我们飞机的设计其实都是脱胎于上世纪60年代，没有大的变化。

　　所以，电脑、互联网、信息科技，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医疗、教育，在这些重要的产业板块里，互联网带来的改变都没有占多大的比重。全世界都关注信息技术，但是很多行业并没有那么多地应用这个技术。数据显示，美国所有行业中的信息技术的支出占比只有4%，中国则只有2%。对大多数行业来说，互联网只是提供了附加值，增加了一点内容而已，没有从根本上产生革.命和变化。　

　　中美两国在创新上有何不同？

　　考恩教授：中国现在“低垂的果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见的、有形的，如基础设施，你们已经做得很好；还有一类是无形的，如信任与合作，这种“果实”很难轻易摘到。中国面临的空气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并不需要巨大的科技进步就可以解决。中国需要一系列简单的细小无形的进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契约精神等。中国只要遵循持续稳定有序的路径，就能逐渐收获这些果实、取得这些进步。

　　而美国必须寻找革.命性的创新机会，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活力主要来源于它的“人”——来自各个国家的才俊之士都能够在美国发挥作用。应该让更多的中品牌定位公司国人进入美国，因为他们可以带来新鲜的血液、新的激情和活力。美国将来也应该鼓励更多的聪明人、有才华的人进入美国，但现在这个政策有所停滞。

　　中国正面临着去杠杆的巨大挑战，应该如何应对？

　　考恩教授：产能过剩、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资本外流、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这一切都将中国推向了危机边缘。

　　但作为一个外来人，来告诉中国该采取哪些措施，实在不是我的本意。这其中涉及太多的细节，但我能想到的是，当危机扑面而来的时候，不要朝后看，不要放弃那些促使中国增长的东西，要以更加容易预测的方式和更加稳定的方式采取行动，而不是以相反的方式行动。

　　确保稳定性非常重要，它有助于保证投资、维持房地产价格、商业繁荣和相对开放的大环境。去杠杆的过程总是十分痛苦的，但我相信中国能够做到这些，包括那些细节上的东西。

　　未来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实际上，每个经济体都经历过这些痛苦的过程。目前而言，我想说，坚持到底，做好准备，不要惊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