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上，这样的做法并非没有先例，美国、新加坡都曾经有过类似的做法。”刑普这样评价他的每人发放1000元的想法。

　　的确，根据历史资料，美国曾经多次全民退税，最近一次是2008年2月7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1680亿刺激经济法案，2月13日，布什签字使退税法案正式生效。这一法案意味着：单身纳税人将享受一次性退税600美元，夫妻加倍，儿童每人补助300美元，不需要纳税的低收入者包括靠社会保险退休金生活的老人和退伍残障军人也可获得退税300美元。

　　在新加坡，国民也能够直接从政府获得金钱，分享国家财富增长的成果。就在2月15日，新加坡政府宣布：由于过去一年新加坡情况很好，国家财政盈余达64亿新元（约人民币360亿元），政府决定还富于民，从财政中拨款18亿新元（约101亿人民币）。具体的分配方案是：大多数国民可获300新元（约人民币1682元），低收入者可获400新元（约人民币2290元），低收入年长者则可再额外获得200新元（约人民币1125元）。

　　从以上两个案例来看，美、新政府的发钱绝对量巨大，尤其是美国的方案，一个中产阶级三口之家的退税总额达1500美元，超过10000元人民币，即使不纳税的低收入者，也可一次性紧张超过2000元人民币。如果以新加坡国小人少好分钱来搪塞中国国情，那么和美国的国土人口相比，中国内地即使不能每人发1000元，发个500元也是没有做不到的道理的。

　　还富于民

　　此外，具有参考价值的案例还有中国香港特区2008年2月28日提出的一项减税举措。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宣布，由于香港特区的财政盈余达到了近五倍于最初目标的创纪录水平，港府也相应提出了多项一次性减税举措，以刺激投资和保持香港的竞争力。

　　他的建议是一次性降低截至3月31日的本财政年度75%的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上限为25000港元，并对企业利得税采取同样幅度的减让。这主要是受去年实现财政盈余1156亿港元的推动。

　　曾俊华还建议调整长期薪俸税结构，以降低大多数纳税人的税负。薪俸税的标准税率将从16%降低到15%，公司利得税的税率也将从17.5%调低到16.5%。预算还着眼于保持香港的竞争力。通过这些减税举措，香港公司利得税的税率仍将低于竞争对手新加坡。香港在2006年底放弃了征收消费税的计划。政府还将一次性品牌命名拨出180亿港元成立研究基金，专供大专院校作学术研究之用。

　　这个减税提议受到香港许多分析人士的好评。摩根大通驻香港经济学家王黔说，总额高达353亿港元的一次性减税将促进香港的消费和投资，这为应对全球经济增长减速提供了一些缓冲。

　　普华永道驻香港税务主管梅德胜甚至认为这样做只是政府在尽自己的义务而已，他说：“香港目前的形势很好，我认为很难做到不还富于民。”

　　有利于公平

　　除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活生生的案例，还有许多评论人士找出了一些理论依据来证明：“直接分红给人民比国家财政上收再分配更具有公平和效率”。

　　这个理论依据就是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于1938年在《经济分析与政策导论》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一定地域内，政府从投入国有企业或社会化企业的资本和土地中获得利润，除了将一部分用于对企业的再投资等支出，可以将另一部分作为社会分红分给全体公民，以体现公民对企业或资源的全民所有性质，并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实际利益。该理论提出时的主要目的是扩大经济萧条时期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后来，人们发现社会分红不仅可以增加消费，而且有利于解决富财政穷百姓的问题，是人权观念的巨大进步，也是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于是，该理论从西方到东方逐渐被广泛运用：无论美国，还是新加坡；不仅适用于国企利润大增时，而且适用于政府税收增收超过一定比例时。

　　从本质上说，这种理论其实在中国内地比在美国、新加坡等地更适用，因为我们经济体系中国有企业比重更高，盈利能力也很强，但是从近年来的实践看，国有企业其实和全民的关系不大，中石油是亚洲第一盈利大户，可是除了它自己的职工，有几个内地老百姓从它身上捞到过好处呢？反而是境外的投资者在长期分享它的红利。如果内地能实现国企盈利固定比例进入财税，而后财税收入高到一定程度就全民分红的制度设计，全民才能分享这种成长。 当然，直接给每人发1000元，会招致一定程度上的加剧通胀的压力。然而，由于1000元对富人和穷人的边际效应迥异，穷人可能把这笔钱用于买食品、药品等必需品，而富人可能只不过去买个手袋，即使物价因此略涨，比如猪肉又涨了2元钱一斤，但是如果穷人家里一年添了三、四千元，能吃到嘴里的猪肉显然是比以前多了不少。

　　本文经许可，摘自第一理财网（www.Amone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