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热”使“票号”为人熟知，其中，随着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乔致庸几成晋商的符号。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发展为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复盛协、复盛锦、复盛兴、复盛和等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因此包头甚至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大约在光绪十年(1884)，乔家开始涉足金融业，创立了汇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

　　乔致庸弃儒从商，一手打造如此庞大的乔家“商业帝国”，最根本秘密就是“诚信”。其实，经商要“诚信为本”并非秘密，或者说是“公开的秘密”。然而，要真正做到“诚信”，却并不容易。油贵粥贱，众人周知，所以当时不少商人想方设法将小米粥的汤汁用搅拌法掺入油中，顾客一时也看不出，商家赚得满盆满钵。但乔致庸却不为所动，坚持货真价实，“复字号”油中绝不掺粥。一时虽然赚钱不多，但久而久之，顾客都知道谁家油好，自然顾客盈门。短斤缺两，也是当时商家常用的赚昧心钱的手段，只要一两家商店这样做在短期内不受惩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商家竞相效尤，一时成为风气。但乔致庸还是不为所动，不仅足斤足两，反而“倒行逆施”，要求“复字号”卖出的面粉，每一斤要多称一两。这样一来，顾客都买“复字号”面粉，其他一些商号反被挤垮。电视剧《乔家大院》有每块一斤的茶砖实重一斤一两的情节，不知是确有其事还是由此而来。反正因为讲诚信，乔家的商业才越做越大，也才有“货币资本”与“信誉资本”开“票号”。经商卖货要讲诚信，从事“票号”这种“以钱换钱”的金融业，诚信更加重要。

　　其实，再往前说，大约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以存取、放贷款为主要业务的“银号”（也称钱庄），要比票号产生得早得多。明、清北京一直是都城，长期是政治中心，商业也十分繁荣，因此银号业非常发达。

　　存取款、放贷款这种金融业本质上是主客双方彼此的“信任”或“信用”。唯其如此，金融业又给不讲信用的商家提供了“赚大钱”（其实叫“骗大钱”更准确）的机会。一些钱庄银号经不起巨大的利益诱惑，欺诈骗钱之事时有发生。为此，清政府对经营钱铺的商人原则上曾提出“五家互出保结”的要求，以防奸商“关铺潜逃”。当时京城主要是为外省暂居京城的行旅客商之需而编纂的《都门纪略》就提醒说：“京师钱铺，时常关闭。客商换钱，无论钱铺在大街小巷与门面大小、字号新旧，必须打听钱铺虚实。不然，今晚换银，明日闭门逃走，所开钱帖，尽成废纸。”

　　然而，在这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金融业竞争中，“恒和”、“恒利”、“恒源”、“恒裕”这“四大恒”却是赫赫有名的上百年老店，被称为“都中钱肆巨擘”。据《旧京琐记》记载，银号首推这四家，谓之“四大恒”，“居人行使银票以此为体面。”“官府来往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依之。市民也以握有‘四恒票’为荣。时有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踩‘内联升 ’、腰缠‘四大恒’之说。”“四大恒”开出的银票成了京城最受欢迎、最体面的“硬通货”。从近人齐如山《北平怀旧》中记载的一段史实，便可略窥一斑。“同治末年，四恒之一的恒和银号关了门歇业了，但它有许多银票在外边流通着，一时收不回来。彼时没有报纸，无处登广告，只有用梅红纸半张，印明该号已歇业，所有银票，请去兑现等字样，在大道及各城镇中贴出，俾人周知。然仍有许多票子，未能回来，但为信用必须候人来兑，等了一年多，还有许多未回，不得已在四牌楼西边路北，租了一间门面房，挂上了一个钱幌子，不做生意，专等候人来兑现。如此者等了二十年，光绪庚子才关门。”同治末年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光绪庚子是1900年，等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直到“义和团”进京、“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城大乱、遇到这种“不可抗拒外力”时才关门走人！笔者工作单位紧邻东四牌楼附近，现在每每路过这里，不免遐想那间为兑现租了二十多年的“门面房”究竟是在这里还是那里，现在，可还有如此“信用”近“痴”的商家？丧失已久的诚信之魂，还招得回来吗？

　　如果招不回诚信之魂，在诚信严重匮乏情况下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确实困难重重。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早期，市场、交易范围狭小，大多是“熟人”之间的交易，交易手段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甚至“以货易货”的“即时完成”，欺诈不易发生，因此信用的作用并不突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范围不断扩大，从地方扩大到国家、世界，交易大多是在“陌生人”之间发生，“交”与“易”很难即时完成，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也只能是信用经济。如果大家都不讲诚信，不讲信用，收款不付货或收货不付款，交易链条立即断裂，市场随之崩溃。由此观之，当一个社会连“熟人”都要欺骗，以至产生了“杀熟”这一“专有名词”时，足证诚信缺失已到何种程度。

　　大量事实说明，由于缺乏诚信给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了重大损失。不必说一些假冒伪劣产品使“中国制造”全球蒙垢、更使我们身受其害，不必说欺蒙拐骗使人疑心重重、防不胜防，合同得不到执行，债务人想方设法赖账……就是许多原本良好的措施，由于缺乏诚信而无法实行；勉强实行，结果其实更差。例如，高考甚至研究生考试仅凭考分录取却更多地录取“高分低能”的学生而忽视学生个性，于是制度设计者想以外国行之有效的“推荐制”来弥补高考的不足；但实践证明，由于诚信缺失，“推荐”实际都是“走后门”，既不公平也无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弊端不浅的“以分取人”就是最好的制度。为了让高中生有一定的社会知识，近年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必须有一定时间的“社会实践”，然而，大多数学校为了让学生“争分夺秒”地“学习”，根本不让学生参加社会实企业宣传片制作践，但最后都开出了“实践证明”；学生未出校门，即亲身感受到原以为“神圣”的“证明”其实可以公开作假。“廉租房”或“经适房”政策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的有效方法，近年也为我国采用；然而，在相当一部分城市，这种政策却被扭曲成为“有门路”的人再次“套利”的工具；与其如此，不如无此政策。面对越来越多的各种评估、检查，相当多被评、被查的单位彻底作假，对本单位不愿配合造假者的“经典语言”是：“谁和单位过不去，单位就和谁过不去”；与其这样，不如干脆没有劳民伤财的各种评估、检查。类似事例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显然，由于没有诚信，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不仅无法实行，勉强实行，效果更坏。诚信匮缺必然大大提高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成本，换句话说，诚信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资本”之一种。这种“社会资本”雄厚，社会就能和谐运转；这种“社会资本”稀缺，社会就会运转失灵；如果根本没有这种“社会资本”，社会就将分崩离析。诚信不仅提高了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更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是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

　　建立“诚信社会”确有许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如民间社会的建立、发展，协会、行会的自律、监督，各种信息的透明，个人、集团对自己权益的维护，等等。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违约者、不诚信者受到重罚，使其不能不重视诺守信用。这种惩罚，要靠一系列的规则、法律和制度来保证实行；也就是说，诚信要靠制度和法规来养成。久而久之，诚信将“习惯成自然”，成为一种文化，成为“国民素质”的一个方面。所以在市场经济建设初期、民间社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重建“诚信社会”，手执惩戒处罚大权的政府之作用确实非比寻常。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政府首先要诚实守信，因为政府能否诚实守信对民众是否诚实守信的影响最大；也只有成为被人信任的政府，它的惩戒、它的权威才能为人信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当代知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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