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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为本四大恒(第1页)

时间:2016-10-08 11:42:23 来源:品牌建设 阅读量: 作者:豪禾品牌咨询

  “晋商热”使“票号”为人熟知,其中,随着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乔致庸几成晋商的符号。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发展为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复盛协、复盛锦、复盛兴、复盛和等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因此包头甚至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大约在光绪十年(1884),乔家开始涉足金融业,创立了汇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

  乔致庸弃儒从商,一手打造如此庞大的乔家“商业帝国”,最根本秘密就是“诚信”。其实,经商要“诚信为本”并非秘密,或者说是“公开的秘密”。然而,要真正做到“诚信”,却并不容易。油贵粥贱,众人周知,所以当时不少商人想方设法将小米粥的汤汁用搅拌法掺入油中,顾客一时也看不出,商家赚得满盆满钵。但乔致庸却不为所动,坚持货真价实,“复字号”油中绝不掺粥。一时虽然赚钱不多,但久而久之,顾客都知道谁家油好,自然顾客盈门。短斤缺两,也是当时商家常用的赚昧心钱的手段,只要一两家商店这样做在短期内不受惩罚,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商家竞相效尤,一时成为风气。但乔致庸还是不为所动,不仅足斤足两,反而“倒行逆施”,要求“复字号”卖出的面粉,每一斤要多称一两。这样一来,顾客都买“复字号”面粉,其他一些商号反被挤垮。电视剧《乔家大院》有每块一斤的茶砖实重一斤一两的情节,不知是确有其事还是由此而来。反正因为讲诚信,乔家的商业才越做越大,也才有“货币资本”与“信誉资本”开“票号”。经商卖货要讲诚信,从事“票号”这种“以钱换钱”的金融业,诚信更加重要。

  其实,再往前说,大约产生于明代嘉靖年间以存取、放贷款为主要业务的“银号”(也称钱庄),要比票号产生得早得多。明、清北京一直是都城,长期是政治中心,商业也十分繁荣,因此银号业非常发达。

  存取款、放贷款这种金融业本质上是主客双方彼此的“信任”或“信用”。唯其如此,金融业又给不讲信用的商家提供了“赚大钱”(其实叫“骗大钱”更准确)的机会。一些钱庄银号经不起巨大的利益诱惑,欺诈骗钱之事时有发生。为此,清政府对经营钱铺的商人原则上曾提出“五家互出保结”的要求,以防奸商“关铺潜逃”。当时京城主要是为外省暂居京城的行旅客商之需而编纂的《都门纪略》就提醒说:“京师钱铺,时常关闭。客商换钱,无论钱铺在大街小巷与门面大小、字号新旧,必须打听钱铺虚实。不然,今晚换银,明日闭门逃走,所开钱帖,尽成废纸。”

  然而,在这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金融业竞争中,“恒和”、“恒利”、“恒源”、“恒裕”这“四大恒”却是赫赫有名的上百年老店,被称为“都中钱肆巨擘”。据《旧京琐记》记载,银号首推这四家,谓之“四大恒”,“居人行使银票以此为体面。”“官府来往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依之。市民也以握有‘四恒票’为荣。时有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踩‘内联升 ’、腰缠‘四大恒’之说。”“四大恒”开出的银票成了京城最受欢迎、最体面的“硬通货”。从近人齐如山《北平怀旧》中记载的一段史实,便可略窥一斑。“同治末年,四恒之一的恒和银号关了门歇业了,但它有许多银票在外边流通着,一时收不回来。彼时没有报纸,无处登广告,只有用梅红纸半张,印明该号已歇业,所有银票,请去兑现等字样,在大道及各城镇中贴出,俾人周知。然仍有许多票子,未能回来,但为信用必须候人来兑,等了一年多,还有许多未回,不得已在四牌楼西边路北,租了一间门面房,挂上了一个钱幌子,不做生意,专等候人来兑现。如此者等了二十年,光绪庚子才关门。”同治末年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光绪庚子是1900年,等了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直到“义和团”进京、“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京城大乱、遇到这种“不可抗拒外力”时才关门走人!笔者工作单位紧邻东四牌楼附近,现在每每路过这里,不免遐想那间为兑现租了二十多年的“门面房”究竟是在这里还是那里,现在,可还有如此“信用”近“痴”的商家?丧失已久的诚信之魂,还招得回来吗?

  如果招不回诚信之魂,在诚信严重匮乏情况下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确实困难重重。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信用经济。在市场经济早期,市场、交易范围狭小,大多是“熟人”之间的交易,交易手段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甚至“以货易货”的“即时完成”,欺诈不易发生,因此信用的作用并不突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范围不断扩大,从地方扩大到国家、世界,交易大多是在“陌生人”之间发生,“交”与“易”很难即时完成,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也只能是信用经济。如果大家都不讲诚信,不讲信用,收款不付货或收货不付款,交易链条立即断裂,市场随之崩溃。由此观之,当一个社会连“熟人”都要欺骗,以至产生了“杀熟”这一“专有名词”时,足证诚信缺失已到何种程度。

  大量事实说明,由于缺乏诚信给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了重大损失。不必说一些假冒伪劣产品使“中国制造”全球蒙垢、更使我们身受其害,不必说欺蒙拐骗使人疑心重重、防不胜防,合同得不到执行,债务人想方设法赖账……就是许多原本良好的措施,由于缺乏诚信而无法实行;勉强实行,结果其实更差。例如,高考甚至研究生考试仅凭考分录取却更多地录取“高分低能”的学生而忽视学生个性,于是制度设计者想以外国行之有效的“推荐制”来弥补高考的不足;但实践证明,由于诚信缺失,“推荐”实际都是“走后门”,既不公平也无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弊端不浅的“以分取人”就是最好的制度。为了让高中生有一定的社会知识,近年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必须有一定时间的“社会实践”,然而,大多数学校为了让学生“争分夺秒”地“学习”,根本不让学生参加社会实企业宣传片制作践,但最后都开出了“实践证明”;学生未出校门,即亲身感受到原以为“神圣”的“证明”其实可以公开作假。“廉租房”或“经适房”政策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的有效方法,近年也为我国采用;然而,在相当一部分城市,这种政策却被扭曲成为“有门路”的人再次“套利”的工具;与其如此,不如无此政策。面对越来越多的各种评估、检查,相当多被评、被查的单位彻底作假,对本单位不愿配合造假者的“经典语言”是:“谁和单位过不去,单位就和谁过不去”;与其这样,不如干脆没有劳民伤财的各种评估、检查。类似事例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显然,由于没有诚信,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不仅无法实行,勉强实行,效果更坏。诚信匮缺必然大大提高社会和经济运行的成本,换句话说,诚信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资本”之一种。这种“社会资本”雄厚,社会就能和谐运转;这种“社会资本”稀缺,社会就会运转失灵;如果根本没有这种“社会资本”,社会就将分崩离析。诚信不仅提高了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更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因素,是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

  建立“诚信社会”确有许多方面的工作要做,如民间社会的建立、发展,协会、行会的自律、监督,各种信息的透明,个人、集团对自己权益的维护,等等。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违约者、不诚信者受到重罚,使其不能不重视诺守信用。这种惩罚,要靠一系列的规则、法律和制度来保证实行;也就是说,诚信要靠制度和法规来养成。久而久之,诚信将“习惯成自然”,成为一种文化,成为“国民素质”的一个方面。所以在市场经济建设初期、民间社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重建“诚信社会”,手执惩戒处罚大权的政府之作用确实非比寻常。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政府首先要诚实守信,因为政府能否诚实守信对民众是否诚实守信的影响最大;也只有成为被人信任的政府,它的惩戒、它的权威才能为人信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当代知名历史学家。

  本文经许可,转载自长江商学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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