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红衣教主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原标题为《周鸿祎：没有制度创新，“双创”只能是一句口号》，周鸿祎主要在文章中谈了两件事，一是对股权众筹希望能够减少限制，尤其是法律中关于股东人数不能超过200人的限制，第二是员工的期权税太重，希望能够减免。

　　以下为周鸿祎的发表文章全文:

 　　清障搭台、化繁为简、简政放权，都是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良好制度环境。目前，我国的公司法、证券法等，存在一些不与时俱进的规定，这有可能成为“双创”绊脚绳。比如，对股权众筹股东数量的限制，对期权收入的个税征收等。

　　对众筹股东数量应减少限制

　　初创企业融资难是一个老问题，第一笔资金往往来自父母和亲朋好友，银行不要指望，天使投资也不是那么容易获得。但有了互联网以后，初创企业可以通过金融平台，让很多素不相识的人知道创业者做的项目，可以从认同者那里融资。如果一万人愿意投资这个项目，每个人一万元，风险就不大。如果成功，回报率也很高。有了股权众筹，普通人都能参与到创新创业中。

　　我们在开发360奇酷手机的时候，也有进行股权众筹的想法。360公司投资20多亿元成立了奇酷手机公司，从中切出一小部分股权，再限制一定的份额向普通人开放。他们既可以享受奇酷公司未来价值增长所带来的回报，也可以根据一定折扣购买奇酷的产品。我们并不缺钱，对我们来说，股权众筹是一种用户策略和营销策略，这些人购买了奇酷的股权，他们既是用户，又是股东，会积极地向我们提出各种产品建议，同时也会热情地向其他人宣传产品。对我们来说，这批最铁杆的用户非常重要。

　　但根据公司法，非上市公司的股东不能超过200人。与公司法相对应，我国证券法第十条规定，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或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200人的，都算是公开发行证券。公上海品牌定位公司开发行证券则必须通过证监会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需要在交易所，遵循一系列规则去交易。

　　我理解公司法、证券法这样规定是为了防止出现非法集资，一旦集资人跑路，就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但这样的规定过于“一刀切”，与现实发展和需要有些脱节。首先，我们都已经投资了20多亿元，根本不可能跑路。其次，我们对每份投资额都做了限定，即使出现风险，也不会导致投资者倾家荡产。第三，我对自己的公司和产品充满信心，我甚至愿意以我个人的资产作为担保。像这样的设计，与非法集资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因此，希望公司法、证券法与时俱进，根据今天技术发展和市场情况，及时修改完善，为互联网创新提供更好的制度支持。

　　对期权收入征税应给予优惠

　　对员工出.售期权的收入征收高额的个人所得税，也值得商榷。

　　像360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基本实现了全员持有股票或期权。我认为他们不是员工，而是公司的合伙人，是创业者。他们有了股票，有了期权，有了主人翁意识，就会特别积极地为企业创造未来。互联网公司发展迅速，原因是员工愿意加班，愿意勤奋地工作。如果没有期权和股票作为激励，员工不可能有这样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这个企业不可能发展很快。

　　初创企业要发展，必须要不断引入高端人才、专业人才，但这些人才在大公司里拿着丰厚的薪酬，初创企业根本给不起。这些高端人才降薪加入初创企业，授予期权或股票之后，他们将在几年之内忍受这种低收入。

　　按照现有法律规定，我国对企业员工出.售期权所获得的收入按照个人所得税来进行征税。如果这家初创公司发展到后来上市了，他们卖了期权赚一部分收入，国家是把期权收入和员工月工资收入加在一起，征收可能高达45%的个人所得税。虽然员工一次性出.售期权赚了不少钱，但他或许在前五年甚至十年内一直拿着低工资。

　　另外，企业授予员工股票和期权，都是具有限定条件的，就是说一年只能出.售一部分，四五年才能出.售完。如果公司股价跌了，员工赚不到什么钱，之前长期的较低工资也算是白忍了。因此，希望国家对期权等远期激励收入适当给予支持，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

　　改革开放30多年，出现的几波红利都是因为当时国家的宽松政策环境，从1984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一个大的创业潮，出现了像联想、华为、万科这样的著名企业，这也是制度改革带来的红利。1990年之后，我们这群搞互联网的毛头小伙子敢辞职下海，也是政策对待新生事物采取宽松和支持的态度。今天互联网的繁荣局面，根本上讲就是当时宽松的制度环境决定的。

　　那么，今天的红利在哪里？我觉得仍然在强烈希望改变自己人生的年轻人身上，所谓软实力，本质上是年轻人的创造力。但能不能真的产生红利，就看制度环境，就看行政、法律等方面是如何地引导、激励、扶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