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背景】

　　残友是什么？

　　它是一次温柔革命：残疾人依靠电脑屏幕做外面的事情。

　　它是一种民生工具：弱势群体依托高科技强势就业。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是残疾，越要美丽。

　　它是一家社会企业：基于良知创办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

　　它是一个慈善平台：义工、社工、社会组织和社区依托残友互助共融。

　　它是一位特殊经济参与者：残疾人特殊人力资品牌定位公司源嵌入高新产业。

　　它是一串励志故事：流传于江湖而无法诉诸于笔墨。

　　它是一个江湖：不抛弃不忘记每一位弟兄和同行者。

　　路上全是年轻人。垂下气根的榕树，火焰般的木棉，状如华盖的芒果树，似乎全在诉说适者生存的故事。穿过深圳市福田区景新花园漫长且路障不断的小区干道，我来到残友集团，朴素的门脸还是让人有些意外。只有两盆绿色植物分立门口，从中间望进去，蓝色影壁上有两行字：“越是残疾，越要美丽！”

　　1999年，自幼罹患血友病的郑卫宁用母亲留下的30万元遗产，在家中创办了“残友网社”（残友集团前身），从5名残疾人士、1台电脑的打字复印小作坊起步，招纳全国各地的残疾人朋友，逐渐进入软件开发、动漫文化、电子商务等领域。12年来，公司没有贷过款，没有领过政府的民生补助，接纳了超过1100名残疾人士稳定就业。其下属的残友软件更是中国唯一一家既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又是全国优秀福利企业的公司。

　　残疾人一直被认为是弱势群体，他们零落世间，怀着愤懑、无助、绝望的心情一代代离去。此前，从未有如此大规模的残疾人集中就业，从事的还是高科技行业。在严峻的市场考验面前，残友们不输常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人之为人”的意义，让每一个“卑微”的人重新站到舞台中央。

　　因人设事的“软件工厂”

　　残友提出了“残疾人软件工厂”的概念。“在资讯科技领域，以残疾人集中就业的培训与工作方式，用IT开发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的业务模式，向社会大规模提供残疾人劳务。”相比科学家和理论家，软件更需要制造性生产者和管理者，因此，软件工厂获取利润的方式来自劳动和管理的细节。

　　郑卫宁认为，残疾人的身体状况各有不同，为了尽可能多地向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必须因人设事。“如果开发一个软件，一名工程师可以单打独斗完成，为了使用残疾人力资源，我们就把这一过程人为地分解为10个环节（可能有3～4个环节是重复性的低端劳动），再慢慢连接成流水线式的生产。这样，那些没上过大学的残疾人也可以从事软件工作了。”

　　软件工程师李元毅是一名脑瘫患者，由于小脑受损，不能有效控制面部肌肉，但他却是编写软件内在逻辑的高手。因为每天要跟小脑不能控制的东西搏斗，他的大脑控制力很强。软件内在逻辑不看代码多少，关键要想明白内部的关联，脑瘫患者刚好适合这份工作。残友有好几位写逻辑的员工，虽然肌肉痉挛甚至话都说不出来，照样做得很好。又比如，实现特定的效果需要调出特定的控件，一般的编程人员最多熟悉30余个控件，残友就让几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员工专门熟悉1000多个控件，开发人员需要任何效果，他们都能迅速准确地调出控件来。 似

　　似乎在不经意间，残友实现了软件生产的“工厂化”—软件生产过程被组件化、构件化、标准化，各个生产环节的时间得以明确，软件生产的总时间和质量变得可控。2008年，残友软件通过了由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软件工程研究所创立的CMMI3级认证，标志着公司已经完全能够用严格规范的流程体系来管理软件项目的实施。

　　虽然日本企业对于制造业生产流程的管理已到极高境界，工人的操作动作可以精确分解到秒钟，却无法真正分解软件的生产。道理很简单，没有任何一名健全的软件工程师愿意一辈子重复简单的工作，每个人都希望有单打独斗的机会。而对残疾人来说，重要的是所做的事情对企业有用，最好工作强度稳定，从事的环节谁都需要，也就意味着永远有工作可做了。这些行动不便、备受磨练的残疾人，每做一件事情都会尽可能地考虑周详，特有的时间优势与耐心，使其智力产出不输健全人。

　　残友软件没有市场部，订单却不断。客户用了产品觉得不错，总会向他人推荐。2004年，残友为深圳景田物业制作了一个房屋管理系统软件，7年以后，客户希望对软件做些修改升级，公司派出执行的员工竟然还是原班人马。一般的软件公司，员工也许已经换了好几批了。多年以来，残友软件保持着零跳槽率，高度稳定的团队无形中成为了一种竞争优势。

　　价值认同基于爱与同理心

　　残友实施住宿、就餐、洗衣一体化免费的无障碍后勤保障。伙食标准为五菜一汤，荤素搭配，米饭管够。效益较好的企业，不能顿顿大鱼大肉；效益一般的企业，也必须保证每周有几只鸡、几顿肉、几条鱼。据说菜式天天更新，15天内不会重样。

　　母亲菜是天下最好吃也最省钱的菜。新员工进公司都要报上一个母亲菜，食堂试炒，记录下标准菜谱，统发到各分公司食堂。根据员工的不同特点，各分公司排好了每一桌的人员名单。重残员工与轻残员工搭配，行动不便的员工与行动较方便的员工搭配，性格活泼的员工与腼腆内向的员工搭配，吃饭的时候，每一桌就都有说有笑了。

　　残友软件的会议室、办公室、厨房、食堂、洗手间全部位于金地工业区127栋四楼。采访临近饭点，员工们邀我一起吃午饭。坐在轮椅上的应用总监马中元边吃边说：“前几天去看医生，医生说其他没有什么，就是让我不要太累，别加班到太晚。”我问：“你每天加班到什么时候？”他说：“以前到凌晨两三点，现在好一些，也要到11点。”残友施行的是国家法定工作日，员工却并不把工作当成简单的职业行为。“很多人晚上还在工作学习，天天如此，赶都赶不走。”

　　马中元得的是一种名为“肾小管酸中毒”的疾病，身体不能有效吸收钙、铁、磷等元素，导致骨质极其疏松脆弱，稍有不慎即会骨折。2003年大学毕业，他刚刚经历了一次骨折，与郑卫宁在“中华残疾人服务网”（残友创立的专门针对残疾人群体的公益网站）上交流，得到郑的鼓励，于2004年加入了残友。他说：“以前觉得工作轻松了，就会愉悦，其实工作无论大小都是公司的需要，也说明你有能力去做。老天赐予的本领要用起来，没有理由不做好，不只是为郑大哥（员工都管郑卫宁叫大哥）做，更是为残友做。残友发展好了，社会对我们残疾人的认识才会有大的飞跃，残疾人找工作、做其他事情才会顺畅许多，这是一种光荣。”

　　谈及私心问题，遭遇车祸而高位截肢的软件工程师李燕反问我：“假设你处在我当年的位置，大学毕业投递两百多份简历，找了大半年工作，别人或者不给机会品牌定位公司，给了机会也是到超市记账。学了4年软件开发，有这样一家公司让你学以致用，不要父母照顾，可以赚工资，你会不会非常感恩？如果其他人处在同样的情况，你可以帮助他们吗？如果可以，那就努力去做。通过自己的努力，做更多的项目，招更多的残疾兄弟姐妹进来。”

　　我们常说个人追求与组织愿景统一是最完美的。愿景统一靠的不是口号，而是爱与同理心，甚至某种物伤其类的痛楚。一般软件和IT服务外包公司并不愿意用新人，但残友每年都坚持招募应届毕业的残疾大学生，对他们进行长达9个月的入职培训。在此期间，公司提供免费吃住，老员工手把手教学，直至新员工成为合格的软件工程师。虽然培训期间，新员工只有津贴收入（每月从100～800元不等），9个月期满后才能定岗定薪，但所有员工都深深理解这一做法，他们知道公司已经为他们的成长倾尽全力。

　　一辈子要呆的地方

　　2005年，在残友工作了5年，做出过极大贡献的李虹无法继续工作了。这位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早就被确诊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与物理学家霍金同病），随着肌肉的萎缩无力，他将丧失生活能力，直至死亡。郑卫宁到社保局咨询，工作人员说：“工作1年，发给1个月工资，工作5年，发给5个月工资，就可以让他回家了。”问：“有无其他办法？”答说：“没有，因为工作不满15年，不能按退休处理。”一想到来自浙江农村的李虹回老家，连基本的医疗服务都得不到，郑卫宁萌生了“退养制”的想法。

　　7人的董事会，5人同意，1人反对，1人弃权。投下反对票的董事是小儿麻痹症患者，他认为如果其他员工纷纷效仿，这一做法可能会拖垮企业。在他看来，郑卫宁的方案过于激进了：1.员工只要说自己不行了，请求退养，无需任何体检与评议都将获批。2.退养阶段，选取员工月历史最高工资数（连续3个月拿到的最高工资数）作为退养工资的发放标准。郑卫宁查了一下，李虹拿过的月历史最高工资为3600元，每月社保需要缴纳500元，公司承担400元。也就是说李虹退养以后，残友每月要发给他4000元工资。

　　然而，郑卫宁完全相信大家。残疾人孤独一生，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一直呆在家里。一个残疾人说自己不行了，那是真的不行了。加之渐进性疾病往往难以诊断清楚，谁也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要求体检与评议无异于人为设置障碍。以最高标准发放退养工资，主要是考虑到退养员工的租房问题。退养的残疾人需要有人陪护，濒死之人不可能再住在集体宿舍。郑卫宁说：“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死去，绝对不能让残友的员工就这么让父母用板车拉回家，然后悲惨地死去，这对残友是一种侮辱。”

　　残友目前有4名退养员工。“退养制”实产品手册设计施以来，残疾越重的员工，工作越努力，他们都在为自己的未来打基础。许多员工的家属也死心塌地地认为，这就是他们的亲人一辈子要呆的地方。这一点，倒是郑卫宁一开始没有想到的。

　　一辈子要呆的地方，肯定得有家的氛围。郑卫宁办公室门上贴的是“大哥办公室”，外加一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励志名言；一只名叫“老黑”的黑猫陪伴大家多年，中午吃饭的时候，它会准时出现在食堂；大家出去吃宵夜或下馆子，总是新员工消费，老员工埋单；公司内网的“许愿墙”上有员工们真诚的祝福，如“希望小芬早日康复，这样我们就能一起测试了”，或者“希望找个女友，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理想中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残疾人完全融入主流人群的社会，但路漫漫其修远，无形的压力无时无刻都存在。对残友的员工来说，工作不只是一种证明自我存在的跋涉，更是为了抱团取暖、以残缺的个体结成健全的整体。残友们的归属感如此强烈，以至于很难用一般的管理学理论来解释。

　　许多员工内心的坚冰逐渐融化，变得开朗自信起来。残友软件总经理助理于初明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在吉林大学电子工程学院读书时，他甚至听不得与“腿”有关的词，而现在也敢于自嘲了。敢于自嘲的人，内心一定强大。大家情谊深厚，形同手足，常常也自我反省。信仰基督教的马中元认为耶稣是唯一的真神，他对我说：“我以前跟小于（于初明，无神论者）聊天，想来有好几次伤害过他，如果我的话让人感觉比他高大，其实就是一种骄傲。想感化一个人，要用生命去感染他。”

　　为了兄弟姐妹的分权实验

　　血友病与艾滋 病、癌症一样，都是患者不能购买医疗保险的疾病，因为患者体征不稳定，长年要靠输血生存。郑卫宁只要出血住院，所有人就不得不考虑：大哥不在了怎么办？悲观情绪一度在公司弥漫，大家曾经绝望地认定：大哥在就好好干，大哥不在了就各自回家。

　　没有信心，那就在企业内部建立团队。郑卫宁抽调108名骨干分子组成了残友的核心管理团队。不过他发现，虽然团队的执行力很强，不用自己事事操心，但变革力还不够。他控制着残友集团90%的股份，控制着各分公司51%的股份。随着业务的拓展，残友集团成为创业板排队上市企业，这意味着巨大的未来财富。

　　郑卫宁意识到，这将与他成立企业的初衷相违背，逼得所有员工重新思考企业的定位。2009年，他将自己所有的股份及“残友”和“郑卫宁”驰名商标的品牌价值全部捐赠给了新成立的深圳市郑卫宁慈善基金会。他与公司管理彻底切割，连财务都交由总经理刘海军处理。

　　但基金会是NGO组织，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残友集团是企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一旦博弈起来，如何保证兄弟姐妹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不被动摇？郑卫宁反复思索，在残友内部做了探索性的分权实验。首先，基金会“立法”，企业利润上交基金会，基金会决定残友集团与所有分公司职业经理人的任免；其次，残友集团的行政部门相当于“政府”；再次，成立公益机构（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深圳市残友社工服务社、中华残疾人服务网义工队）监督，发挥“司法”的作用。

　　向慈善基金会捐赠经营利润不需要缴税，于是残友集团这一绝大多数员工为残疾人的公司竟然出现了慈善捐赠行为（2010年，残友集团向郑卫宁慈善基金会捐赠了630万元）。基金会有了资金，再向其他机构购买服务，比如饮食、洗衣、宿舍、车队、心理辅导。每一个分公司的食堂管理员，连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分公司总经理也无权任免—他们是公益机构派去的社工与义工，这就避免了任人唯亲与腐败的滋生。

　　采访结束，我将离开位于罗湖区梧桐山的残友动漫基地去往公交车站。因为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项目总监黄乃雷提出载我一程。坐在他的残摩后面，极其“拉风”地绝尘而去，望着暮色里高高的梧桐山，我对“企业”二字有了全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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