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媒体集团主席、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杨澜认为，中国过去30年是市场经济，是市场开放和企业精神在自由竞争当中的发展；未来30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黄金期，社会组织、公益慈善就是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她在其主持的本届博鳌亚洲论坛慈善体制改革圆桌会议结束时，展望了慈善发展的乐观前景：“再过10年我们回来谈公益慈善的问题，我觉得不仅慈善体制能够有很大的改进和完善，同时也会有更多的中国公益慈善机构讲他们这10年成长的经历。”

　　去年“郭美美事件”让全社会呼唤中国慈善体制，朝着透明度、专业化、公信力的方向深度改革。不过，实践家和专家都认为，要想让慈善基业长青，还必须遵循市场化的原则。

　　“慈善必须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光是给钱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做法。”澳大利亚铁矿企业FMG集团董事长安德鲁·弗利斯特（Andrew Forrest）说，“我们可以把慈善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甚至可以卖给像我这样的公司，可以告诉大家不仅是买方或者卖方，同时整个社区都获得好处，不仅可以实现可盈利性，也可以实现其他的目标。”

　　安德鲁·弗利斯特曾经获得澳大利亚年度“社会企业家”的荣誉称号。在他看来，社会性企业是实现慈善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组织方式。与他持有类似观点的是壹基金前执行主席、全球理事周惟彦，她说：“做社会性企业，做可持续性发展的创新公益模式，这一定是一个未来。”

　　周惟彦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领导壹基金发起羌绣帮扶计划。此计划后来被誉为社会性企业项目的典范。2012年她开始全职专注于社会性企业和公益创投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力求发现用商业之术实现公益之道的方法。

　　路径选择

　　如今对企业来说，不是要不要做慈善的问题，而是必须做而且如何做好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分析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到处做生意，但是因为缺乏捐赠，中国企业打开国际市场的行为方式上和当地产生了很多的冲突。

　　“其实到现在为止，经过去年的深刻反思，我们都清楚，没有慈善，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是很难的。”王振耀说，“现在世界上有一种潮流，到处对没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说‘不！’大家越来越喜欢用的词，就是希望我们都是一个地球，我们应该有共同的价值，这些价值就是做慈善。”

　　虽说社会性企业以其制度化、系统化的优势，超越单纯的捐赠和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可持续性发展的最佳模式，但是社会性企业的发展路径若何，却是许多对其概念和特征不甚了了的企业望而却步乃至望洋兴叹的问题。

　　社会性企业先驱者的探索也许为后来者带去些许信心。成立于1997年的NESsT开创了新兴市场的社会性企业事业，如今其全球网络和声誉日隆。其联合创始人Lee Da vis和Nicole Etchart总结的社会性企业概念、从单纯慈善到完全商业化的区隔及其特征，指出了社会性企业发展的确切路径，也许是中国企业去往社会性企业的明灯。

　　Lee Da vis和Nicole Etchart认为，社会性企业是一个事业，它的创建是以财务上可持续的方式，促进社会目标的实现。换句话说，社会性企业是运用商业手段、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市场方法，去创造社会价值和变革。

　　在他们看来，在传统的非盈利组织与传统的盈利性组织之间，存在着四种非盈利性与盈利性混合的组织：开展盈利性活动的非盈利组织品牌定位公司、社会性企业、社会负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前两者是使命驱动，对利益相关者负责，收益再投资于社会性项目或营运成本；后两者受盈利驱动，对股东负责，利润再分配给股东（如图“盈利性与非盈利性混合的组织模式”所示）。

　　社会性企业和开展盈利性活动非盈利组织的区别，在于前者在其运营中运用了更多的商业和市场的方法。而社会负责企业和履行社会责任公司的区别，则是前者在其运营中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商业方法

　　商业或市场方法的有效应用，对社会性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安德鲁·弗利斯特建议建立有效的诸如碳指标那样的市场，并通过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相应的衡量或审计。

　　他说：“这个市场可以成千上万的资金对社会性企业项目认可，可以对社会表明他们能够做什么样的工作。在他们的年度报告或者是他们董事长的发言中，他们就可以说‘我们取得了成绩，我们做出了贡献’，这可以改变公众对相关公司的印象。”

　　商业方法的应用，困难重重。周惟彦在运作社会性企业项目过程中，就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有商业背景力量的介入，对于社会性企业来说多么重要。“我们曾经试过帮助一些公益组织的人，试图教他们学会市场化、销售、品牌管理、仓储到生产流程的控制，非常非常不容易。”

　　民间倡导政 府

　　在中国办社会性企业，面临文化传统上的障碍。在曾经担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看来，障碍来自传统观念，比如善不能与钱结合，慈善就是不要说钱。善不要和权结合。要突破这种障碍，首先要在理念上进行纠正，不要认为慈善不能和权力结合。

　　其次，包括企业在内的民间力量通过主动的行动，倡导政 府支持社会性企业项目。美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企业快速发展导致环境严重污染，官场严重腐 败。这时候企业家没有把希望完全依托于改造政 府，而是先行动起来，包括洛克菲勒在内的许多大企业家兴起了一场“现代慈善运动”，有的解决贫困问题，有的解决教育问题，大大提升了社会。“这些企业家没有等政 府，说咱先动起来，也没有跟政 府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的结果是政 府不得不行动，民间倡导政 府。”王振耀说。

　　去年4月，邓飞在微博上发动免费午餐，到10月份国务院基本上按照邓飞的3块钱的模式，居然让国家投160多亿，对2000多万名孩子做免费午餐。这就是民间倡导政 府的力量。王振耀指出：“慈善积极的社会倡导功能要发挥出来，在发挥的过程中给政 府以善的压力。什么是善的压力？我做了你能不能做呀？就是去年邓飞的奥妙。我们越来越多善的压力，政 府的进步会越来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