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最初发表于Knowledge@W.P.Carey ，是关于贸易与中国问题的四份报告的第一份。

　　贸易问题成为重要焦点，因为世界各国都在想方设法摆脱这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困扰。《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于2009年2月5日向准备通过加强贸易保护应对金融危机的国家发出警告：

　　“近现代历史上最黑暗时期的幽灵再现，要求我们做出不同的、真正尖锐的回应。经济民族主义——保持本国就业机会和资本的迫切需要——不仅会使经济上的危机扩散到政治层面，还可能导致整个世界陷入萧条。如果不把这种苗头即刻埋葬，后果将不堪设想。”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凯瑞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在由凯瑞商学院、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律学院和科尼联盟（Kearny Alliance）联合主办的“贸易、中国与世界经济秩序”第一次论坛上，对以上警告表示赞同。普雷斯科特宣称“经济一体化是实现富裕与和平的必由之路 ”，并以此拉开论坛讨论的序幕。用“经济一体化”来代替“贸易”，展现出一种更广泛、更复杂的关系。

　　经济上与美国等工业大国紧密结合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指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已经在GDP上与这些大国追平。1961年，上述5个亚洲国家和地区人均GDP水平平均占到美国的31%，到2001年就已上升至67%。但也有不少反例，如拉美等国经济水平还不够高，普雷斯科特称这是由于这些国家相互间没有很好地进行经济融合所致。

　　普雷斯科特指出，经济一体化能够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有四方面原因。第一，通过经济一体化，欠发达国家（例如中国）可以获得海外知识与经验，即技术资本，并可借此提高本国生产力。“跨国公司会把各种技术知识与经验应用于其海外分公司，因此建立相互关联的国际关系是关键，可以使两国很好地向对方保持开放。” 普雷斯科特表示。

　　第二，如果发展仅限于一国经济体（即该国不与他国进行经济整合与协作），则依靠先进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增长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因为较高的生产效率意味着较少的员工需求）。但是，如果发展能够拓展到一国经济之外，则生产力的增长将会带来产值的上升和就业水平的提高。

　　第三，经济一体化能够促进知识的快速传播，这对生产率增长极为关键。“大量技术资本需要通过人与人来传播。”普雷斯科特说，“各国实现经济一体化将加速这一进程。”

　　最后，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更多竞争，普雷斯科特称之为“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他说，最初的欧盟6国实现经济整合后，法国境内德国公司所带来的竞争威胁促进了法国本土公司的生产率提高。

　　一体化程度越高越好？

　　凯瑞商学院院长罗伯特•米特尔施泰特（Robert Mittelstaedt）讲述了他与一位纽约出租车司机的对话，这位司机坦率地表示美国不应与中国开展贸易，因为“我们要保住美国国内的就业饭碗。”米特尔施泰特询问这位司机是否愿意接受低薪到沃尔玛（Wal-Mart）去工作，并得到了肯定回答。“工资下降正是与中国开展贸易的直接后果。” 米特尔施泰特答到。虽然他这一逻辑无疑正在被推翻，但那位司机坚持认为美国的决策者应该尽力保住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

　　的确，在美国认为经济一体化只对一国有利的看法很普遍，但普雷斯科特提出，一体化程度越高人们所得利益也就越大。如果经济大国组成一个团体，“我们会因让更多国家加入这个团体而获益。”普雷斯科特预言，到2100年，整个世界都将因经济一体化而变得富有。

　　与大众观点不同，普雷斯科特坚持认为随着更多国家的加入，蛋糕会越变越大。“工业大国阵营在扩大。一个国家只要进入到这个圈子里，就会一直保持下去。”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在经济大国行列里，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好。这些大国的技术越发达，我们所获得的利益也将越大。”

　　但在论坛成员中，围绕经济一体化对大家都有利的观点也爆发了激烈争论。这一观点认为经济一体化会使蛋糕越来越大，而不是从其他国家嘴里抢食物来丰富某些国家的既得利益。更重要的是，有人担心各国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并只用GDP来衡量发展成果，将会导致地球有限资源的枯竭。

　　“经济学家计算贸易所得要比计算成本容易得多。与经济一体化相关的调整成本在经济上尚不具有代表性。”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Economic Strategy Institute）创始人兼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 Jr.）说到。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律学院院长保罗•施夫•伯曼（Paul Schiff Berman）指出，我们也许要思考在更广泛的制度体系中开展贸易，致力于如何使中美两国更好地满足共同需要，建立稳定、可持续、并能促进人类繁荣的经济模式。

　　环球资源（Global Sources）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韩礼士(Merle Hinrichs) 先生从中美企业和消费者的角度点明了双方的一些有利与不利因素。对于中国而言，有利之处是可从经济一体化中获得资本投资和技术转让（包括技术到管理等各方面）。不利之处是中国会过度依赖贸易，并对环境造成恶劣影响。

　　韩礼士指出，对美国而言，与中国实现经济一体化，好处是能获得大量可供选择的消费品和极具竞争优势的产品价格（得益于较缓的通货膨胀水平）。不利之处则包括巨大的贸易逆差、过度依赖外国资本、过度依赖进口和就业水平下降等，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都成为要求美国限制与中国发展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原因。

　　症结所在：如何实现一体化

　　普雷斯托维茨表示，定义经济一体化的利弊似乎并非最艰巨的工作。“经济一体化显然非常重要，这说起来很容易。但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一体化，这是全球化的关键，尤其是对中美关系而言。”

　　米特尔施泰特指出，我们在当今贸易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过去相同。贸易伙伴们总是说“我想要你们的东西，但不一定愿意与你们开展公平贸易。”

　　这无疑是美国贸易史上存在过的现象。“美国总是按自己的方式发展经济一体化。”普雷斯托维茨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一直采取“赶超 ”（catch-up）策略，包括各种高度保护措施。例如，林肯总统将关税提高了60%。罗斯福总统曾说，“感谢上帝我不是个自由贸易者。”

　　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旨在帮助美国获得发展，赶超当时的经济霸主英国。同时，引领了工业革命大潮的英国一直采取自由放任（“不干涉”）的贸易政策。但在 19世纪末期，采取类似当今亚洲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美国终于赶上并超过了英国（1888年，美国人均GDP是英国的85%。到1908年，美国人均 GDP已达到英国的103%）。

　　到1946年，美国已成为世界贸易霸主，在各行业领域生产力最发达，同时在技术上一路领先。也就是说，美国成为了又一个“英国”。作为新的经济领袖，美国走了一条与英国类似的发展道路，即采取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并提出“要贸易，不要援助”（trade not aid）的口号，以使饱经战乱的国家通过向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而恢复发展。在国内，美国注重通过促进消费拉动发展，并刺激国外进口贸易。

　　普雷斯托维茨认为，“在过去60年间美国一直采取这种策略。这并非完全地自由放任，而是以一种相当开放的市场手段发展贸易和投资，尤其注重以国内消费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中国经济一体化的历史

　　与20世纪初的美国一样，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到高附加值的高技术生产（最终是发展服务业），如今中国的发展水平也在逐级提高。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逐步实现分散管理和以市场为导向，并进入经济飞速赶超期，普雷斯科特称之为“经济增长奇迹”。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然后就如韩礼士所说，“有人打开了开关，FDI（外国直接投资）加速涌进。”在中国出口市场上，外资公司压倒了国有企业。

　　这意味着外资公司携带着专有技术和管理经验进入中国市场。“如今中国已有了自己的资本储备，现在，很多中国企业都希望到国外发展，甚至收购国外品牌。”韩礼士说。

　　与目前被视为工业大国的日本一样，中国及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采取以抑制消费为特点的赶超策略，因而产生了高储蓄率，并积累了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例如在新加坡储蓄率高达55%（相比之下美国只有1-3%）。然后国家将这些储蓄资本投入指定行业，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普雷斯托维茨说。

　　现在一大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加入工业大国行列。普雷斯科特指出，一个国家要成为工业大国，必须使人均GDP至少达到一流大国的50%。如今，中国无疑正在紧追猛赶，只是尚未达到目标水平。2008年，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22%（较之7年前的13%已有很大提高）。

　　普雷斯科特认为，只要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能保持在7%的水平，并与发达工业国家在经济上进行更好地融合，就能在2025年跻身工业大国行列。一旦进入工业大国领域，中国将可获永久资格。普雷斯科特说，“这个圈子在不断扩大，陆续有国家加入进来，并长期保持下去。”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

　　有观点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通常以较高的人均GDP和消费水平为特点的经济大国行列，这一看法使很多论坛成员都感到忧虑。换言之，如果中国的人均GDP和人均消费都达到了美国的水平，将会引起哪些后果？

　　普雷斯托维茨认为，种种后果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已显而易见。“当前经济问题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说明过去十年间的经济一体化方式没有可持续性。”他说。

　　“如果大家的目标是广泛实现美国的生活方式，还能获得持续发展吗？”知识产权律师凯伦•狄金森（Karen Dickinson）问道。“再发展下去，如果中国想要达到美国的生活方式，地球是负担不了的，必将引起一场资源争夺战。”摩托罗拉前董事长盖瑞•吐克（Gary Tooker）说。

　　其他人还对经济一体化可带来和平的观点提出质疑，普雷斯托维茨提到了1909年首次出版的由英国经济学家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所著《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安吉尔在书中谈到在共同的经济利益作用下，战争是没有意义的（当然，5年后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持有相同观点，他称之为“预防冲突的金色拱门理论”（ Golden Arches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弗里德曼声称，没有哪两个拥有麦当劳连锁店的国家彼此间打过仗。“根据‘预防冲突的金色拱门理论’，当一国达到某种经济发展水平，并拥有足以支持当地麦当劳发展的庞大中产阶层时，就会变成所谓的‘麦当劳国家’，这类国家的居民是不愿挑起战争的，他们更愿意排着长队等着买汉堡。” 弗里德曼在1996年12月一期《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中写道。

　　普雷斯托维茨是这种观点的反对者之一。“20世纪初的经济一体化使世界陷入了战争而不是带来和平。” 普雷斯托维茨认为，问题部分在于如果有新的国家要加入经济大国阵营，并努力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那么势必会导致原有一些经济强国利益的丧失。“发达国家不会乐意看到这种情况，从而导致冲突产生。”全球经济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想要实现一体化，但要遵照什么条件，又将采取何种方式？

　　适应“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凯瑞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何塞•门德斯（Jose Mendez）承认经济一体化既包含改变也蕴含压力。“但我们不想让这些压力阻碍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他说。

　　“我们如何能达到平衡状态，既可以在贸易上实现互惠互利，又能顾及劳动力市场、环境标准、消费者保护标准及其他类似问题？”伯曼问道。

　　人们普遍担心的是美国一定会步英国的后尘，在登上经济霸主地位一段时期后就会从巅峰摔落。但凯瑞商学院经济系主任阿瑟•布莱克默（Arthur Blakemore）却反对英国是因采取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而衰败的看法。“英国是因为停止继续开发新技术才丢掉了经济霸主地位。”他说，“而技术发展正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

　　当然，像中国这样采取赶超策略的经济体很有优势，因为他们发展规模的起点很低，而发展速度又快于其他发达国家。“而一旦这些新兴经济体成为经济强国，发展速度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快了。”布莱克默说。

　　大国的增长源于技术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发达国家要不断开发新技术，否则就将陷入停滞。但问题不是要考虑“是否会出现一国不断壮大而其他国家停止增长的情况？”布莱克默说，而应思考“我们是要一起发展壮大，还是要一起陷入停滞？”

　　本文经沃顿知识在线（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授权刊出，发布日期200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