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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资本突围(第1页)

时间:2016-10-08 07:33:27 来源:品牌建设 阅读量: 作者:豪禾品牌咨询

  7月13 日,在前往鹿城区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路上,出租车司机指着路边的山丘,告诉记者:“去年有一些温州富豪,包下一座山头,只留一条密道,围聚山顶进行隐秘豪赌,一天输赢几百万─钱炒钱来得太容易了。”在他眼中,今年的温州民间资本似乎退烧了。“今年以来几乎没有赌的了,也没有人敢把钱借出去。”

  2011 年由中小企业停工倒闭、老板跑路引发的温州民间借贷风波,昭示民间资本风险喷涌,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的设立,正企图疏通火山口,将暗流导入地上。

  构建多重路径

  受民间资本困局倒逼的温州金融改革,其十二项任务正是围绕着引导民间金融合法化、规范化与探索中小企业融资的更多途径这两大主题而设计的。

  民间资本的阳光化,意味着需要合法的出口。因此,温州金融改革为民间资本发展设计了多条路径:进入村镇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设立投资管理机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发展地方资本市场,进行股权、技术等场外交易;中小企业发行各类债券做直接融资。

  金融改革的难点,就在于如何落地这些方案。“政策没有松绑,相关的法律还不完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仍面临着tan簧门。”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德文如是说。

  金融改革方案的实施,能否突破现有政策框架就要看温州金融改革细则如何规定。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曾透露,最晚五一以前,温州金融改革细则就应该可以推出。然而在多方博弈下,在温州开始金融改革四个月后,这份细则仍未落地。周德文认为,阻力就来自现行体制和既得利益者。

  金融改革任务第二项中,“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曾令外界期望颇高,但由于细则未定,仍需在现行政策框架内实施。按照银监会在今年5 月发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发起村镇银行仍需有银行作为主发起人,其最低持股比例由20% 下降到15% 。

  上海财经大学小企业融资研究中心研究员谭儒勇认为,如果转成村镇银行,民营企业必然受到主发起行监管与控制,没有决策权力。而主发起行也会将村镇银行视为网点拓展,无法真正服务当地产业。

  主发起人的限制使得企业通过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直接转成村镇银行的期望破灭,企业成立小额贷款公司的意愿不高。温州计划2012 年新增小额贷款公司30 家,2013 年总数达到100 家,截至5 月底,温州共有28 家小额贷款公司。在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的首批招标中,有7 家公司获得了拍照,而在七月份的温州第二批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资格招标中,有4 家流标。

  2011 年初,温州就曾经试水“个人境外直投”,当时的方案与而这次温州上报的方案几乎相同——凡是18 周岁以上的温州户籍居民都可申请境外直接投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的年度总额不超过2 亿美元、单次不超过300 万美元。但当时的尝试由于核准程序复杂和外汇额度审批困难而告终。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刘兴成律师认为,2011 年温州个人境外直投试点失败是因为政策不配套,而当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幅度放宽,政策环境利于方案实施,“以前都是经常项目可以自由兑换人民币,个人境外直投放开意味着资本项目开放,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

  尽管细则尚未出台,改革面临重重阻碍,温州企业仍看到了改革中的许多机会。周德文认为:“这次金融改革的最大亮点就在于承认了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放开了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6 月27 日,温州第一单中小企业私募债,由浙商证券承销的江南阀门,在上交所取得了中小企业私募债备案通知书,发行私募债1 亿元。周德文说,尽管温州金融改革的一些提法并不出新,但其能够落地得益于金融改革的政策支持,“企业在非上市的股权交易中心进行交易之前就有,但是都是给国有企业和大企业的特权。现在允许中小企业股权进行场外交易,允许小微企业发行债券,都是实际操作上的突破”。

  重构信用体系

  高利贷风波最大影响就在于使“温州社会信用体系受到了重创”。周德文告诉记者:“民间借贷规模严重萎缩。今年民间借贷规模从2011 年的每月1200 亿减少350 到400 亿,缩回到2010 年的每月800 亿水平。”

  这对温州企业有多大影响?北极新秀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倪学善告诉记者:“现在没有企业敢把钱借出去了,关系特别好的最多肯互保。企业就算没有因为放贷受到直接损失,在外的信誉也受到影响。以前打个电话,我们在义乌、金华的供应商就会直接发货过来,现在都要先付货款才行。”

  “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是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的第一步,这也是温州金融改革的第一条。在此背景下,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应运而生。谭儒勇认为,民间借贷登记中心的成立,意义在于监控民间资金流向。重构信用体系,使民间借贷在风险可控范围内“活”起来。

  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成立于2012 年3 月29 日,4 月27 日开始正式运行。中心以金融信息服务公司化运作,由温州14 家法人、8 个自然人投资设立,对个人向个人、个人向企业的贷款进行审核、登记,借贷风险由双方自行承担。当前民间借贷登记中心已经入驻了9 家中介公司。一位民间借贷登记中心中介员工告诉记者:“现在来借钱的有的是实在从银行、亲戚朋友中借不到的,还有就是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借钱的。”

  在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方案设计之初,曾考虑通过备案登记,建立一套独立的信用系统。但样本容量与信息完备程度不足,约束交易风险效力有限。运行一个月以后,登记中心引入了温州市人民银行征信查询服务,登记双方可凭身份 证查询自己的信用报告,这是全国征信查询服务首次延伸到金融机构以外。

  对于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这种信用体系的构建,争论的焦点归于两点: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能否被借贷双方认可?它能否有效监控民间资本流向?

  在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门口贷款无果的陈先生告诉记者:“这里手续比银行还麻烦,既然我有抵押物,为什么要高息借款呢?”倪学善也表示现在不完全看好民间借贷中心:“借贷手续太麻烦,就算实在从银行借不到,还不如自己去找找熟人。”质疑还包括,登记中心对信息真实性与交易风险均不负责,如何保证交易安全?

  速贷邦是首批入驻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四家中介之一,截至六月底,速贷邦已经成功配对资金1500 万左右。速贷邦经理叶振告诉记者,民间借贷登记中心提供的法律文本,并且聚集了公证、律师等服务,能够使借贷更加规范;中心还设立了“金融庭”,优先处理民间借贷登记中心出现的借贷纠纷案件。他认为这种模式将是借款人的必然选择:“现在放贷人宁可利息低一些,首先要保证资金安全,因此借贷要来登记。经历了去年的事情,外面已经借不到钱了,不来登记中心怎么办?”

  在温州民间借贷登记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中,从开业至7月9 日,共成功配对资金84 笔,借贷总金额6136.5 万元,而登记供需资金总额逾18 亿元,6 月平均月利率指数为1.30% 。倪学善表示,六千余万数字并不算多:“温州企业之间借钱一笔就是几百万上千万,尤其是房地产公司,过去借几千万上亿都不难。”

  与民间借贷800 亿的总规模相比,登记金额无异于九牛一毛。而中心仅能登记9 家中介资金交易信息,无疑难以获得全部市场信息。周德文对此的回答是:“温州规划将来在每个区都设立两到三家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将来登记服务会覆盖大部分的民间借贷行为。”经济学家叶檀直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中心交易效率低:“借贷双方找不到为信用登记负责的机构,民间借贷登记网(借贷登记中心的官方网站)上也没有显示每天的民间借贷利率。”

  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已经制定了服务流程,并将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车管所机动车抵押登记服务站等资源引入其中。能否通过民间借贷登记中心重构信用体系,使民间借贷阳光化运行,关键就在于登记服务中心能否通过高效服务拉动交易量,这一模式尚待时间检验。

  民间互助尝试

  在温州酝酿金融改革的同时,一些中小企业自己也正在寻求出路。周德文告诉记者:“在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以后,企业通过各种协会、联盟组建互助基金,是最常见的民间自救形式。”

  温商品牌联盟正是危机过后企业发起互助的样本之一。在温州商务局、科技局鼓励下,2011 年11 月,温州十一个服装、鞋革类企业组成了温商品牌联盟,倪学善正是这一联盟的首届主席。目前温商品牌联盟成员已有四十家,企业加入联盟的条件是“规模、信用和经营理念都可以,大家互相都比较认可”。

  温商品牌联盟创立目标是进行联盟企业的融资互助,并通过联盟推广企业品牌,与全国温商开办的商场对接。从联盟成立之初,这些原本就互相熟悉的企业老板就分成5 个或10 个一组,分组进行互相担保。

  “如果不是组成联盟,很难找到企业愿意做担保,好的企业也难以被发现。我们分组进行担保,风险就被分摊了。”倪学善告诉记者。今年3 月,温商品牌联盟组建了互助基金,参与基金的企业共同出资,总资金额为3000 万,专门针对联盟内企业临时转贷需求。“企业在月初月底还贷的时候,就可以申请互助基金,手续方便月息也比外面低。现在外面高的要三四分,而内部1 分半到2 分就可以了。”温商品牌联盟郑其江向记者解释企业使用互助基金的方式,“企业一般申请额度在300 万到600 万之间,都是不超过三个月的短期借贷,每个联盟成员或多或少都得到过支持。互助基金收益按照比例分红。”周德文认为:“企业家将多余的钱聚集在一起组建互助基金,能够使风险分摊,不再局限于企业和银行之间,同时为企业扩充了信贷额度。”

  互助基金的管理难题是,其发起是基于企业主之间的熟识与信任,难以严格管控。倪学善正在为互助基金的管理细节问题烦恼:“有个企业借款去做担保,结果到期还不进来,联盟里有些企业对此很有意见。对于资金额度怎么放和管理办法的细节,我现在也在考虑。”

  周德文认为,互助基金运作的关键问题在于,不能将风险蔓延到社会:“互助基金必须严格保持封闭式运作,不能拓展到成员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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