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者：中山大学创业中心常务副主任、企管博士后、战略学副教授 任荣伟

　　嘉宾简介：任荣伟先生现任中山大学创业学院教学总监，并兼任中山大学创业中心常务副主任，曾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重点科技研究，为众多大型企业和省委省政府进行过战略咨询和规划工作，并负责为广东省中小型企业创业培训师进行资质培训，主要研究方向领域为产业集群竞争力、创新创意管理、风险投资与国家战略创新转型等课题。

　　《财富》广告海报设计公司杂志曾经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它想了解一下，在1912年第一次排名世界500强企业当中的100强经过一个世纪之后，到了世纪之末的时候究竟还剩下了多少。结果显示，总共还有49家，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企业不是破产就是被收购，还有30余家企业仍然留在了世界当中，还生存着，但是已经被撵出了世界100强，剩下的只有两成之多。《财富》把这20%的企业挨个走了一遍，然后总结出三个成功企业普遍的生存之道。这三个到底是什么呢？第一，创新，创造力；第二，变革；第三，因地制宜，调整业务的组合。

　　美国和日本的转型经验

　　今天我们将从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对中国的启发做一些探讨。首先来看一下美国的经验。1989年的时候，美国纽约曼哈顿闹市区著名的洛克菲勒大厦被日本三菱公司以14亿美金买走了，这简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美国人把它称作经济的珍珠岛事件。为什么呢？当时日本是见一个灭一个，美国的股市大跌，要么就是泡沫破裂，要么就是产业全部买断没有什么创新的东西。大家也看到了，他的高端车比不过德国的宝马、奥迪、奔驰，低端车又比不过日本，好多经济车基本上都是日本的，那怎么办呢？波特曾经写过三本书叫《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他曾经讲到过，凡是这种情况全部是夹在了中间，夹在了中间就必输无疑。因此，波特讲到了整个国家产业一定要定位清楚，要么就是优质优价，要么就是成本领先，这两点要定位清楚，如果不确定就要完蛋了。还有两位作者，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他们在90年代提出来一个重要的词——核心竞争力。企业竞争不能够仅仅靠组织转型，一定要靠整个产业去转型。转型是什么意思呢？竞争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以他们在1993年写过一本书，中国是在1999年出版的，叫做《竞争大未来》。未来的蓝海在哪里？如果找不到自己的蓝海就麻烦了。蓝海在哪里呢？比如说美国在车方面，高端输给了德国，低端又输给了日本，无疑就是束手待毙。怎么办呢？他的整个产业在1993年快速的实现转型。转型的结果是什么呢？新经济。什么叫新经济？说来说去就是四个字“数字美国”，1993年开始实施，到2003年经过了10年，这10年总共累计增加了34万亿美元的产值。到了今天克林顿有8年的经济增长，那时候主导这个新兴产业的就是数字美国，几乎所有的产品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数码产品。我们看到的美国做出了全世界最大的创新，就是靠整个国家产业的巨大创新一举扭转了局势。

　　2008年7月份，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曾经有一个短暂的交流，他讲到你们国家创新如果能够在转型方面成功，那么今后延续经济的奇迹依然是可行的，这就是道格拉斯·诺斯的一个观点。所以向美国学习如何进行产业转型是我们国家首当其冲的任务。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的制造产业。 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崇尚刀的国家。过去日本是靠刀起家的，现在日本已经不怎么去做餐刀了，但是他的刀只要做出来，就全都供应了世界五星级以上的宾馆，价格奇贵无比。五星级以上的宾馆相当一部分用的是日本的高端厨具。这个厨具质量好在哪里，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转型的产品。现在日本转型做什么东西呢？高尔夫球头、球杆。贵不贵？动辄几万，十几万的都有。和日本厨具有一个比较的是德国，德国有一个厨具叫什么？针对中国人造的叫双立人。德国的双立人企业在中国上海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针对中国妇女手比较短的特点设置了短柄刀具，这叫什么牌？说对了，就叫单立人。

　　再看一看中国的阳江，阳江应该讲是中国刀具的一个产业集群。阳江有一个企业非常有名，叫十八子刀。你要知道阳江十八子一套刀具总共加起来两百多块钱就可以买到了，但是如果你买一个德国的双立人，后面要加一个零，2000到3000的样子。

　　我们看一看阳江的一个生产车间。这是日本庆义大学的渡边教授冒着很大风险进去拍摄的。我为什么感兴趣呢？因为日本人比我们更敬业，渡边教授今年已经75岁了，一个老头带着一个照相机，甚至于趴到切割机的旁边霹雳啪啦就开始拍照。我这样一个人，比人家的年龄小很多，为什么不敢进去呢？所以我硬着头皮、捏着鼻子就进去了，然后霹雳啪啦拍了好多照片。大家看，这是一个工人在磨刀，他在打磨。别看Iphone都是在富士康组装，但是它的抛光技术全是Made in Japan，抛完以后再跑到中国来组装的。因为靠我们这种抛法要抛到猴年马月去，抛的质量又会是怎么样呢？我在那个生产车间待了五分钟，出来以后一拍头上全都是粉尘。里面的工人也不戴口罩，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戴口罩，不怕得心肺病吗？他说顾不得，他嫌麻烦，而且天气也挺热，戴上那个东西挺闷的，干脆就不戴了。

　　广东的领导人很有意思，到阳江开世界刀博会，他有一个结论，阳江的十八子刀还可以，当初为什么不做手术刀呢？那个手术刀那么小一点点，就要卖三千多块钱，你这一堆刀才卖两百多块钱，为什么不做小小的刀呢？以后做高附加值的。诸位，我们的手术刀跟人家的手术刀差距有多远？你说一说看，一个双立人或者单立人为什么和中国的产品后面相差一个零？我们的材质怎么样？德国商会的同仁跟我们讲，中国的产品之所以一个都不能够进入到德国的市场，原自于它的材料极为不稳定，温度一高、温度一低，比如说切牛排，温度一高里面的元素就掉到肉里面去，造成二次污染，这样的产品怎么能够进入到人家的餐桌上去呢？德国的产品就不能够有任何的变化。

　　再回到日本。大家也知道日本现在的低端刀基本上在80年代全部转给了台湾，今天则全部转给了中国大陆，所以说中国大陆现在几乎占领了全世界所有低端的市场，这种低端市场解决了我们的劳动力问题，但是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当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在高涨的时候，这些企业如果还是仅仅去挣那么微薄的加工费，你还怎么去应对世界的挑战呢？

　　所以说日本的经验对中国有三大启示。一是，中国的产品一定要走向自主品牌。比如说日本现在还在做刀，但是他的刀昂贵无比，是做珍藏用，基本上不再去做一般性的低端刀，不跟中国来竞争了。二是，向高端的技术转型和升级。比如说五星级以上的高端餐具，比如说手术刀也能做得出来。三是，一定要挖掘新蓝海当中的新局域。这仅仅是基本要求而已。我曾经问渡边教授，你看中国的这些工艺比日本至少落后了多少年？他七十多岁了，日本侵华的时候他已经在做刀了，那时候做的是军用刺刀。他说你们中国做刀的这种工艺水平就相当于日本50年代的水平。看看我们有多落后，差距有多远。所以，中国的企业一定要大转型。

　　中国企业怎么做

　　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怎么进行转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我们要知天、知地、知利、知危，知己知彼保持亮点，我们创新的原则是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究竟你能做什么？你必须要很好的定位。这方面我们要有天和地的机会，我们叫知天、知地、知演化。演化也叫进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家和企业家都要阶段性的研究和选定符合未来市场变化趋势的目标，大家一起努力，齐心协力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来实现自己特定的事先计划。

　　我这里面讲到要向NEC的C+C委员会学习。NEC的C+C委员会是什么？1984年，NEC当时生产的是黑白电视机。当时我父母两个人加起来也就挣108块钱，但是买NEC一个小的黑白电视机竟然花了502块钱。NEC生产的这个东西当时很挣钱，但是NEC公司并没有说一定要挣这个钱。那时他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额是26亿美金。但到1990年的时候，他的销售额达到213亿美金，几乎翻了将近10倍，一举成为全世界通讯设备领域市场的翘楚。NEC在1984年成立了一个C+C公司，第一个C是什么？第二个C是什么？1995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提出核心竞争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C+C公司，说这个公司培养了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两个C各代表什么？说对了，就是Computer和Communication。通讯和计算机将在20世纪末的时候合二为一，1984年的时候NEC就有这样的联系，结果这个市场就是一个大的蓝海，订单又多，价格又高，从26亿很快就达到200多亿美金，一举成为这个领域的龙头老大。所以企业最重要的就是战略加眼光，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是战略的意图，战略的意图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去想10年之后情况是什么样的，现在的资源和能力是什么样的，如果在未来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话，从现在就好好构思它，好好想一想未来10年、20年之后是什么。

　　今天C+C还要加一个什么东西？对了，要加一个互联网，这就是未来的新蓝海。在这方面就是考察了企业家的洞察力，也叫做远景和愿景。在国际动荡的情况下你要去看一下这种动态的竞争力，如果说谁有动态的洞察力，那首推的应该是2008年经济学牛人保罗·克鲁德曼。为什么呢？他预言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件。1995年他预言东亚将以房地产为核心，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可能会形成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危机。2007年金融危机发生了，果然被他说准了。2005年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又会有一场金融危机，首先是来自于美国。当时美国的总统小布什让他Shut up，闭嘴，你这个乌鸦嘴，我在前方打仗，我在为伊拉克科威特焦头烂额，你在这个地方唱衰我，这还了得。小布什就让他少说两句，废话太多。小布什当时也挺恐慌的，因为这一帮经济学牛人一天到晚就在估算这个东西，假如真有金融危机发生也应该到我下了台以后再发生，没有想到雷曼兄弟提前破产了，再加上房利美和房地美提前进入财务危机，结果金融危机提前爆发，到了2008年年底金融危机最厉害的时候他下台，在台上还被人丢了一只鞋，所以那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得不给了保罗·克鲁德曼。2002年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业界人讲到了，原本是给罗默的，就是现在奥巴马的经济顾问，他提出来知识是第四大生产要素的，本来是给这么一个牛人，结果没有给他，给了保罗。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和国家要想战略成功首先就要有很好的眼光。

　　我们再来举一个反例。大家听说过索尼公司吧？索尼公司很牛，我们好多同志跑到香港就直奔索尼公司的柜台上指名道姓的要索尼的数码产品。可是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想到，2007年我们国家三一五的消费者奖是奖给了浙江工商总局，表扬他两大贡献，第一是查处了雀巢奶粉，第二是查处了索尼公司数码产品质量不合格。索尼的CEO叫出进伸之，现在的经理人叫斯金格。2003年到的时候，原来的索尼公司靠什么东西来竞争？随身听。1997年我在南京大学读博士，一个月三百块钱，买了这么一个玩意就花了一千两百块钱。索尼比苹果公司早两年推出来了数字记忆棒、音乐记忆棒，比苹果公司的iPod要早两年推出.问题是iPod推出了以后就把记忆棒封杀掉了。为什么封杀掉？因为iPod一个月的销售额高达6000亿日元。你可以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哪一个企业愿意丢掉iPod去生产所谓的音乐记忆棒呢？

　　大家可以看到即使是索尼，由于它的远景力僵化，最后也是出现了很大的麻烦。到今天索尼公司推出来的索爱音乐手机算是转型成功了，但是2003年当他转型失败的时候曾经被《财富》杂志评为全世界最无进取心的企业，出进伸之也被评为最没有进取心的企业经理人。这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所以我们说知天知地知利危，知道这个世界在变化，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洗牌的过程当中把自己洗出去。

　　中国政府怎么做

　　第二个是知彼知己知制度，创新毫无疑问第一是制度，第二是人才。我们创新性的人才从哪里来？现在大多数的群体就叫一胎化，每次我们就讲中国要想诞生创新型的企业就必须要有创新的人才，但是我不知道我们的独生子女能否去承担创新的使命。曾经有一个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院长，叫程恩富，他曾经在两会的时候又提出来中国应该继续实施严格的一胎化制度，这种一胎化的制度对于我们的人才究竟有什么启发呢？所以我们这里有很多创新人才。我们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行计宣传画册设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对人类学研究的很多同志，你只要去研究非一胎化都不可能拿到任何基金，有很多国家自然基金是拿不到的。为什么呢？没有办法，就是生一个好，好到哪里去呢？在美国和欧洲却曾经对First baby和Last baby有一个研究。对第一胎和最后一胎这两个群体做了深刻的研究，他们追踪了十几年、二十年看两个群体有什么区别。独生子女这种群体最大的一个特征是忠实于他的家庭和父母，做什么事情都要问一问自己的爸爸妈妈，比如说我上什么学好呢？我学什么专业好呢？今后我是到英国去还是到美国去好呢？我读什么书好呢？买什么车好呢？包括买什么车也得听一听爸爸妈妈的意见，总之这个群体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就是责任感，极为忠实于他的家庭和父母，所以说我们的独生子女没有责任心是不准确的。学是学给你听，生活是生活给你看，交女朋友都要问一问爸爸妈妈，是娶给爸妈看的，有很多独生子女首先要过了爸爸妈妈那一关，然后再过自己这一关，似乎没有爸爸妈妈点头自己就觉得不完整了。这是他们的重要特征，但是他们跟Last baby相比缺乏了两个重要的特性，一是缺乏好奇心，二是缺乏创造力。所以老大被父母亲看住了，老二就可以调皮捣蛋，他可以去探索、去摸索，可以去尝试新鲜的东西，即使在美国和欧洲这两个群体也拉开了差距。如果说我们中国继续实行一胎化的政策，中国创新的人才将由谁去承担？现在全世界80%以上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任何一个企业当中又有谁能够替代这种老子相信儿子、儿子相信老子呢？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这样的一种协同是不是交易费用会更低呢？有时候我想问一下程恩富，这么多人究竟是资源还是负担。张五常曾经讲过一句话“人远比石油、煤炭、铜重要许多。”所以一定是资源，小小的一个弹丸之地的日本，东京地区就养了1亿多人口，从来没有说日本人是负担。什么样的制度是好的制度呢？当然必须是超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这种趋势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

　　罗纳德·科斯，产权之父，交易费用的提出人，中国走向产权的改革主要就是他的贡献。科斯今年100岁，是1990年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曾经给我讲过一句话，让我转告中国的企业家和中国的官员，他说他从1910年来到美国之后就发现美国也做错了很多事情，特别是在经济一变好的情况之下就更容易犯错。比如说20年代经济大辉煌的时候他就犯了很多政策性错误，制定了很多不符合市场发展的条例，结果导致1937年的经济大萧条。他说你们国家也是一样，经过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经济也是快速的增长，成为了所谓的中国奇迹，但是我十分担心的是你们政府在自己人面前把自己坚持的东西改错了，反而修正了你们不应该坚持的一些东西，这可能是麻烦和灾难的开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看到尽管今天发生了富士康事件，但是在富士康事件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再把我们的最低工资提上去，到最后只能使得更多企业家关门走人。

　　著名电脑制造产业的供应商叫戴尔，大家都知道。戴尔拜访印度总理辛格时曾经讲到过，由于中国环境的恶化，围绕戴尔的这些供应商总共加起来250亿美金的大产业集群有计划全部端到印度，你们做好准备。印度的总理辛格感到非常惊讶，赶紧让下面做好进一步产业转移的准备。我们各级政府是不是要很好的研究一下呢？你们所推出来的这么多政策，包括人为去制造所谓的最低劳动力工资，将给我们的企业家、经济和制度优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是不是？

　　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