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你怎么看待国内手机行业的变迁？之前很多大家熟悉的品牌如今都境况不佳。

　　荣秀丽：它想不变，所以它就死了呗！其实商业模式也应该是一直变化的。不只是我们在变，你去看看苹果公司，它也在变。诺基亚也在天天进化。这个世界就是这种鬼逻辑，天天在变，一直在进化。如果不变化，可能很快就会有人把你颠覆掉。

　　《长江》：天宇朗通为何没有染上联发科依赖症呢？你刚才也说了，联发科的模式是蚂蚁搬大象，下面的公司都做蚂蚁，自己做大象，为什么天宇朗通是例外？

　　荣秀丽：我是这么想问题的，联发科公司很优秀，它在2.5G芯片上的确具有非常独到的竞争力。因此2.5G芯片你还能选择谁合作呢？很少有比它更优秀的。我这个人奉行谁牛就跟谁合作，没什么想法，你最牛就赶快跟你合作。但是我们用它，不像别人用它，用你的芯片就是赚钱，我用它的芯片更多的是看中它的技术和它的开发手段。但是一旦学会联发科的本事，我肯定还要继续变，继续做别的东西。 对联发科而言，它希望有人学会本事，希望有人把它的东西做成精品。但是它也不希望我们学完了本事，去做别的活儿，问题是，人就是这样的，我学会了这个东西我为什么不去做别的？如果天天用它的东西，会把人惯懒的，我这段时间天天跟我们家的研发吵架，我们公司的研发也有一批人做联发科做久了，有了惯性，习惯了这个东西不会做的时候就把问题丢给联发科，让它来帮你做。

　　《长江》：天宇朗通的研发思路是什么？

　　荣秀丽：我们的合作对象很多。但我们从来不是完全按照Windows这种形式来做，也不是完全按照联发科的方案做，也不完全立于高通基础上去做，实际上我们是把这些技术融合起来。我们想做的是集成性创新。你想做集成性创新，或者你想把好东西做便宜，用什么办法呢？最典型的办法是在一个好东西上绑上另外一个好东西，那个好东西不要钱！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 你要想把一个东西做便宜，就要把两个都有价值的东西搭一块，只收一份钱。这是集成创新的一个很要命的概念。我们就干这种事情，永远去找这个融合点。 研发的时候，我们不是立足于本身去干活的，我们是立足于融合去干活的，我们家立足于你身上和他身上的东西的融合过程。 我们其实并没有想过我们要基于谁，我们是在做一个以手机为基础的东西，不断往上提升，然后把手机提升成一个万能的工具，可以玩游戏、可做相机、可以购物，什么都可以干。 我们基于这种愿望，然后找来最好的东西、最便宜的东西，把它集成起来，而且是以最快的反应速度去集成。我的定位就是我是做终端的，所有好的公司都可以是我的合作伙伴，我哪边都不靠，我不姓MTK、也不姓高通，更不姓微软，我干吗要给自己加一个姓呢？

　　《长江》：你们的研发团队都在做什么？

　　荣秀丽：集成。玩命地做集成。 我们就是不断去把现有的先进技术集成就好，基于我们对人类的想象，我们对人类到底需要什么东西的判断去集成。

　　《长江》：集成研发中的难点是什么？

　　荣秀丽：第一，集成必须基于你对双方顶级技术的领悟。然后，领悟了之后你要有一个很好的需求定义，我做这个东西是为了满足某种特定需求，这种定义准确不准确？我觉得乔布斯在定义需求方面就非常准确。他能够把人类潜在的需求激发出来。 但是，要完成这个过程首先需要你要有深刻的技术领悟，没有领悟就没有办法，而且两家技术都要能领悟得好。其实，别说人家做好技术很难，做好了让你去学习都很困难。

　　《长江》：你的这种逻辑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荣秀丽：每个公司都要给自己找一个定位，而且每一段时间都要转换定位。 我第一步只能想怎么把手机做好。当我有了能把手机做好的本事的时候，我一定要想下一步我的出路在哪里。其实在2007年以前，我们一直都在学做手机。然后从2007年、2008年到现在，我们不是在学做手机，而是在学怎么去集成的本事。 在单一领域里，跟在别人后面竞争是不可以的，我找不到路。我跟自己说，路永远在脚下，你根本不用担心，你就分析谁把谁干掉了，然后你就知道你应该干什么了。我们天天说要把好东西做便宜，无论多好的东西都要做便宜。那你就想想有什么办法能把好东西做便宜？一加一，叠加起来就会便宜了。 世界变化太快，横空杀出来一个新技术，你可能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掉的了。全世界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我们给自己挑选的路就是做集成。然后你发现，要做集成，可不是天下都有这种人才啊，你要先给自己培养人才。

　　《长江》：你自己也承认做集成研究非常累，而且有时吃力不讨好。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做这样的选择？

　　荣秀丽：我觉得一个人和一个公司需要有一些核心的东西。 我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第一，基于我对这个行业看得很长线，我不会再想去干别的了。你跟别人聊，可能有些人就把做手机当成挣钱的手段了，不做这个挣钱，就去做电视挣钱，不做电视挣钱，就去炒股票挣钱！它就是一种挣钱的方法！ 但是对我来说，好听点讲可以说是事业，不好听点讲可以说我是一个游戏迷，这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玩的游戏，我玩了好多年，我还想在里边玩，而且想成为这里面的顶级高手。我就是这种人，当我很喜欢一种东西时，你让我去干别的，我都不会想去。让我去捡钱我都不想去，我觉得捡得有点累。

　　《长江》：集成研发应该注意什么呢？

　　荣秀丽：我的第一个逻辑是，你写的任何软件都要像灯笼，可以挂在树上不断摘下来，你不能长在它的树杈上，像葫芦那样。你写的软件要像灯笼，而不是像葫芦。如果是葫芦，树是会死的，你的葫芦也会跟着死。如果是灯笼，树死了你可以摘下来继续用。

　　《长江》：但是区分葫芦和灯笼是不是也是有难度的？

　　荣秀丽：没有难度。如果你从已有软件的结构上要拉出来一个东西，要在它的基础上长出去一个东西，这个软件你不能写。因为基础软件一升级，你在旧有软件基础上写的软件就没用了。你只能做灯笼挂上去，而不能从上面长东西出来。不断做灯笼，做完放自己家里，一旦换了新一级版本，你就马上停下来往上面挂灯笼，而且以最快的速度挂。 做集成也是有障碍的。比如我们把GSM集成到CDMA上面去，确实需要联发科的GSM系统做基础。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中间的“桥”。联发科再怎么升级版本，它也不可能把这个“桥”升级得没有了。因为那个“桥”是基于双方长出来的，你想长就长你自己的那一半吧，反正我这一半什么也不长，你也没有办法。这种障碍就很高，你做的就很值，而且一年半载没有人能超过你。这就是能干的活儿。 包括我们集成照相机，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中国人牛得很，不出3月，全中国人民都做得出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一款做出来啊！我说你们照着做一个试试，知道什么叫障碍吗？

　　《长江》：集成产品也是有专利的吗？

　　荣秀丽：有。里面有很多小点都是有专利的。 说起来有点惭愧，我们2007年以前不太注意专利，自己也没想过要申报专利，然后2007年公司突然长大了以后，就出来很多官司，找我们打官司要钱。那时我们就开始自己也弄很多的专利，现在有100多项。之前不知道专利这回事，我想自己就做这么一个东西，怎么就妨碍到你了呢？人家都不妨碍，凭什么我就妨碍到了呢？现在合作伙伴里有了高通和微软，就更知道专利这回事了。

　　《长江》：在你看来天宇朗通这种集成创新的模式有弱点吗？

　　荣秀丽：其实还找不到致命的弱点。但是，如果你天天跟在别人后边走，保险系数会很高，虽然你劳动量很大，挣的钱也不多，但是风险也很小。做集成风险很高，你天天集成稀奇古怪的东西，你是不是要给别人洗脑啊？至少营销方面就有很大的障碍，是不是要改变人的消费思维啊？如果天天干这种需要改变思维的事，那是不是成功的概率大，失败的概率也大呢？ 模仿就是你在前面挣大钱，我在后面挣小钱。但如果天天要创新，你是不是需要给人洗脑？洗脑好辛苦的，因为要改变人的消费习惯。所以我认为我们这种模式风险也挺大的，但是我们找不到更好的路，说实话，目前为止我找不到更好的路。

　　《长江》：你提到会对营销模式做一些变化，是什么呢？

　　荣秀丽：以前我们卖东西，是我坐在门口跟你谈，来一个产品，很便宜的给你，你该怎么卖就回家怎么卖去！现在不了，现在是我就要这么卖，你愿意干吗？你愿意干你拿货，不愿意干你一边待着去，我不跟你玩儿，先跟他玩儿。 以前是我给你低价，你随便卖，能挣多少是多少；现在我要指导你怎么卖，尽量追求你的利益最大化，但也要让我的品牌最稳定。以前我把营销的权利让给了他，同样我也把处置品牌的权利让给了他，他把我的品牌搞烂了我也没什么办法！今天我要把这个品牌权利收回来。

　　《长江》：以后你希望天语品牌拥有怎样的内涵？

　　荣秀丽：我希望天语品牌是80%的人都能买得起的，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一提起它就觉得它比较实惠、比较好用、比较舒服；第二我希望它能够成为我们不可缺少的一个百宝箱，一个万能物，你的手机不仅仅是一个手机，手机什么都能干。 它不应该是一个暴利的产品，一旦做暴利你就是在为10%、5%的人做东西，而我希望为80%的人做东西。为10％的人做产品，也确实有成功的案例，但是它对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比较小。那就是在挣钱了。

　　《长江》：你烦“山寨”这个词吗？

　　荣秀丽：不烦。无所谓。可我不太懂，什么是“山寨”？

　　《长江》：你有什么不变的原则吗？

　　荣秀丽：不变的原则是你天天都要变，不变的原则是你永远都要跟上世界的变化。其实（很多领域）这个世界上的玩家也越来越少了，你要是还想活着你就得天天加快跑。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几个厂家是不可替代的，比如华为。希望我们也努力成为不可替代的公司。但我们现在还不是，我现在觉得我们公司的同事学得还是太慢了。

　　本文经长江商学院许可，摘自《长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