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经济学家一直在秘密地玩弄政治，为了帮助世界各地的穷人而大肆宣传贸易，尽管贸易会给国内带来许多痛苦。

　　2008年1月，78岁的退休科学家拉尔夫·戈莫里拉尔夫·戈莫里（Ralph Gomory），斯隆基金会总裁。曾担任IBM的研究部主管和负责科技的高级副总裁，获得过美国科学奖。——译者注  开始了从家乡纽约州查巴克到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的游说之旅，他试图劝说150名电子管生产企业的执行官改变其看待世界的方式。其实，戈莫里的游说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他是IBM研发部门的主管。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8年，期间经常到日本与日立、富士通等公司谈判技术许可事宜。他对日本利用美国在计算机、半导体领域的技术赶超美国的迅猛势头感到十分震惊。戈莫里回忆道：“很显然，日本的竞争者并未从政府获得过大量的支持，这对IBM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他还说：“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说这一过程对美国来说是件好事——我们在适应这些新崛起国家时会存在短期的疼痛，但从长期来看所有的人都会从中受益。”

　　戈莫里坚信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长期以来，他一直存在着一种困惑，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其运行方式似乎与自己所目睹的全球经济现实相脱节。他暗下决心等到60岁从IBM退休后，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戈莫里从“蓝色巨人”IBM退休以后担任了斯隆基金会斯隆基金会（Sloan Foundation），美国慈善组织。1934年由时任通用汔车公司总裁兼董事长的艾尔弗雷德·斯隆创立。该基金会致立于资助各种科学、科技、提高生活水平及经济发展的研究开发，并为科技人员提供教育机会。——译者注  的总裁，其使命之一便是发展自由贸易理论。戈莫里坚信自己在日本所目睹的美国各行业竞争优势削弱的悲剧将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演（如在中国、印度等国）。令他感到异常困惑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正在遭受贸易利益的奴役，致使国家未能从战略上对这一趋势做出反应。戈莫里深知要从事这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职业，自己需要得到专业经济学家的协助。因此，他联系了自己的老朋友、该领域最受尊敬的学者之一、现已86岁的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鲍莫尔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1922—），美国经济学家，纽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研究包括可竞争市场、交易性货币需求的鲍莫尔托宾模型、鲍莫尔成本病、庇古税等。——译者注  。两人携手合作并于2000年出版了学术著作《全球贸易和国家利益冲突》，该书解释了为什么甚至连标准的经济学模型都可以证明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极有可能伤害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虽然这本书得到了友好的评价，但还是被人们忽视了。与此同时，戈莫里越来越担心经济学家关于贸易的承诺会与我们所看到的现实相脱节。这也是公众所担心的问题，因为2008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全球化对美国经济是有害的。

　　这就是性情温和的戈莫里带着幻灯片到斯科茨代尔游说的原因。这也是他所发起运动的一部分，这项运动旨在向企业家、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宣传全球化对美国有害的思想。戈莫里认为这已经关乎到了美国经济的命运。戈莫里告诉我：“在对自由贸易潜在代价判断错误的前提下寻找国家的发展对策无异于飞蛾扑火，我不能对这一灾难无动于衷。”于是戈莫里利用一切办法唤起人们的注意，向公司董事会发表演讲、到国会作证、撰写专栏等。尽管如此，但他并不是一个狂热的激进分子。他彬彬有礼的行为举止，让人很难想象出比他更通情达理的鼓吹者了。贸易评论家威廉·格雷德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美国著名的纪实作家，对经济趋势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著有畅销书《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谁来告诉人民殿堂之迷》。——译者注  在《国家》（The Nation）杂志中引用戈莫里的观点，写道：“自由贸易的信徒们……最终可能会去见它的马丁·路德。”戈莫里告诉我：“我们所谈论的这些事情在经济学上海品牌定位公司界存在着巨大的阻力。他们认为‘在理想的最美好的世界中一切都是为最美好的目的而存在’，而其他观点最好消失。”

　　虽然戈莫里是少数几个致力于研究贸易秩序的人之一，但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德便是其中一位。2006年他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离岸外包：下一次工业革命》的文章，获得了同事们的齐声喝彩。文中写道：“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变化如此巨大，已经危及到了美国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岗位。政策制定者必须反思这一问题。”经济学家一直在反击布林德。戈莫里和布林德是最早对贸易概念发起挑战的人。在未来10年，废弃贸易概念的趋势将进一步明朗。

　　戈莫里和布林德还向我们展示了旧观念细微差别的核心。尽管他们同意保护主义会使我们的境况变得更遭，但同时也认为保护主义不是问题的答案。自由贸易的优点恰恰也暴露了其灭亡趋势的观点乍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毕竟，对于贸易一直不乏情绪激昂的反对者，那些因外国竞争而直接受到伤害的企业和工人对贸易一直颇有微词。尽管在政治上取得了胜利，但是当代的保护主义者并未成功地将自己的观点确立为现有思维方式的正式竞争对手。相反，他们被视为特别的申诉者。但是当反对者们发出公正、可信的声音时，认为贸易有益的传统观点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问题在于：自由贸易损害了我们的产业和公众利益，而且美国正是由于150年的保护主义才获得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那么我们为何还认为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政策呢？答案是：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地说服了美国的领导阶层，使之相信不论伤害多少人，对于国家来说自由贸易永远都是好的，并且当今的全球化正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由贸易。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作为经济学的重要问题，这些断言都是错误的，是以客观分析作为掩饰灌输给公众的政治判断。自由贸易的教父们最了解这一点。经济学家就像杰克·尼科尔森在电影《义海雄风》（A Few Good Men）中所扮演的陆军上校内森·杰塞普，他们自以为我们无法掌握贸易弊端的真相，并且大肆宣传和推销一个主要使外国人受益的、隐蔽的政治计划。经济学家所设计的庞大阴谋听起来非常奸诈，然而这种欺骗是善意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虽然经济学家误导了我们，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把我们从排外冲动的黑暗中拯救出来。尽管这需要进一步解释，但结论是非常清楚的。摒弃贸易旧观念的正确做法并不是回到保护主义——而是让那些遭受经济变革浪潮洗礼的美国人认识到各种新保护主义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最终促使联邦政府采取其他国家的战略：大力争取企业和企业家们将那些具有高增加值、高报酬的工作设在国内。

　　亚当·斯密的伟大思想

　　早在人类文明诞生之日，关于贸易的想法就已经存在。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是一些精英：他们认为来自其他国家的人都是肮脏的野蛮人，因此最好少与这些人接触。中世纪的基督教研究者，比如圣托马斯·阿奎那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中世纪哲学家、神学家，死后被封为天使博士（天使圣师）。他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著有《神学大全》。天主教教会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将其评为33位教会圣师之一。——译者注  就比较担心商业活动会滋生贪婪和邪恶的念头。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许多主张国家控制和管理国家贸易（但没有提到具体的企业）的小册子，其作者有许多是英国的商人。英国从18世纪20年代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英国政治家， 后人普遍认为他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首相（1721～1742年）。 ——译者注  执政时期开始，就一直保护制造业出口商并为其提供补贴，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重商主义”。时至今日，很少有人讨论贸易能给普通老百姓和整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更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体系。

　　后来，亚当·斯密在1776年撰写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该书被视为经济学思想史上划时代的突破。斯密在书中举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经典例子，这个例子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可以使人们发展专业技能。专业化和自由贸易可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收入的最大化。更大范围的贸易可以使企业和个人进一步实现专业化，提高技术熟练程度。例如，如果一个小村庄只能养活一个杂货店，一个大一点的村庄可以养活2～3个杂货店，那么一个大一点的城镇就能养活更多的杂货店，其中一些就可以专门经营肉类，其他的则专门经营蔬菜和水果。而一个更大的城市则拥有足够多的消费者来实现进一步的专业化——一些商店专门卖比萨，一些专门卖酒，另外一些专门卖奶酪。不久以后，你就可以从沃尔玛、全食超市（Whole Foods）和农贸市场买到所有的东西。在斯密看来，更大的市场提高了每个生产者的效率以及增加了消费者的可选性，没有贸易就无法从自给自足走向创造财富的专业化。斯密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只不过是国内贸易的扩展，因为它通过相同的机制增加了社会财富。

　　斯密第一次高度评价和清晰描述了这一强大的经济逻辑，他发现即便没有当权者的计划也可以通过竞争市场将这些利益传向社会。市场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精心安排着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事实上，从斯密开始，关于贸易的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充实。例如，40年上海包装设计后大卫·李嘉图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他继承了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坚持商品价值由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并批评了斯密价值论中的错误。他提出决定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有活劳动，还有投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他认为全部价值由劳动产生，并在3个阶级间分配：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他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贸易中的比较成本学说等。——译者注  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在李嘉图之前，人们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能以比贸易伙伴国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时，才能从贸易中获利。而李嘉图证明了人们的直觉是错误的：即使一个国家生产每种产品的效率都低于另一个国家，它仍然可以通过专门生产具有最低成本劣势的产品而获利（而效率较高的国家则可以专门生产具有最高成本优势的产品而获利）。通过贸易，可以使专门生产和从事具有比较优势产品和服务的双方获利。简言之，关于贸易利益的经典论断都是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之上。斯密、李嘉图以及后来的贸易理论家都从本质上询问这样一个问题：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用有限资源的最佳方式是什么？答案是：每个人都应该专门从事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国富论》让斯密享誉世界。然而，其足以颠覆经济思想的真知灼见在英国却被忽视了几十年。他也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即便重商主义通过保护主义和补贴限制竞争的方式对某些企业有利，但是对英国经济是不利的。而既得利益集团却不这么认为，因此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才开始采用自由贸易政策。

　　照我们所说而不是所为去做

　　远在大西洋彼岸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财经专家，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第一任财政部长，也是美国宪法的起草人之一。——译者注  对斯密的理论也不感兴趣。的确，任何试图了解美国现代贸易思想的人都有一种困惑：美国是开放全球市场的主要拥护者，而其实际做法却恰恰与自己所鼓吹的思想相反。这正是哈密尔顿的做法，他认为制造业对于美国财富的增长和地位的提升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政府的保护和补贴对于构建制造业的优势也是必需的。他在1791年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s）中明确表达了保护贸易的理论观点，提出要拒绝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劝说，并设计了保护幼稚工业直到其具备足够实力与国外成熟竞争者相抗衡为止的宏伟蓝图。最后，哈密尔顿的观点成为美国经济政策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美国工业品关税的平均水平从哈密尔顿撰写报告之前的5%提高到了125%，到1812年战争开始时又提高至25%，到1820年甚至高达40%。如果美国放弃汉密尔顿的观点，而接受其对手托马斯·杰弗逊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政治家，第3位总统（1801～1809年）。独立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译者注  建立以独立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的提议，就永远不可能成就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亚伯拉罕·林肯也是制造业的终身拥护者，他支持美国的高保护主义关税体系和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总统，林肯将关税提高到了最高水平（部分目的是为战争筹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关税一直保持在40%～50%的水平。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一直稳定在37%左右。1930年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Act）1930年，美国参议院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致使约2万种进口商品的有效税率大幅提高。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加深1929年至1933年间“经济大萧条”的关键原因之一。——译者注  则将平均关税水平提高到了48%。

　　现代经济学家往往会忘记，这段时间，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保护主义者，而且是发展最快的国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工业已经处于支配地位时，美国才开始倡导自由贸易，这与英国工业达到顶峰时的做法极为相似。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的重要措施之一。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曾因十多年的关税战争而被加重和延长，从而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破坏方使人们如梦初醒。取得胜利的盟国领袖开始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敌对情绪，而扩大贸易成为其战略核心。此时，美国工业正打算从全球贸易的扩张中大赚一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和日本的工业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这种倾向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国家安全目标与经济利益的紧密结合促使美国在1950年将平均关税水平降低到10%左右。

　　后来，由于地缘政治的需要，亚当·斯密最终在美国思想界取得了胜利。这一发展隐含着另外一种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学家第一次受到关注。1930年，1 000多名经济学家联名上书恳求赫伯特·胡佛总统不要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但胡佛最终还是签署了这个法案。不过，此后经济学家被视为能够提出真知灼见的人，并且战后的繁荣更提高了他们的威望，繁荣昌盛似乎依赖于他们的神秘智慧。当无法与政界和商界领袖亲密接触时，经济学家就撰写畅销书和杂志文章，成为最神秘的新社会科学知识阶层。

　　当然，也许自由贸易唯一最珍贵的优点就是洞察经济规律。保护主义者一心一意地想关掉贸易系统，而经济学家认为自己正防御着来自野蛮保护主义者的威胁。在为IBM进行环球旅行时，戈莫里意识到斯密、李嘉图及其追随者们所提出的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尽管这些理论迎合了美国人的经济思想。

　　本文经机械工业出版社许可摘自《向左走，向右走：美利坚的未来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