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市场的乱相，都被归咎为企业“作恶”的结果。这是很不公平的。我接触到的企业人，都很爱自己的企业和品牌，很少有谁只是想做一票就跑了的。我认为，现在的这种乱相，主要责任在于国家、行业协会没有很好地监管，甚至不知道如何监管造成的。” 在谈及有毒玩具、毒牛奶、瘦肉精等问题时，国内一家知名企业的高官这样愤愤不平地说着，“我买的第一辆日本车，连安全带都没有。全世界都知道安全带是必备的配置，只是在中国当时没有要求，厂家就‘合规”地省去了。你能说，这是企业在“作恶”吗？！”

　　像这样叫屈的企业家还真不少。牛根生在给企业家同学的求救“万言书”中就大倒委屈，“这次三聚氰胺事件，是极少数祸国殃民的不法奶站钻空子造成的。”“也暴露出我们在食品质量监管中存在重大漏洞。”而处于瘦肉精问题“震中”的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也在事发后不断强调 “我也是受害者，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生猪养殖业秩序混乱和动物检验检疫标准过于宽松。”

　　这种站在企业角度的叫屈，唤起了一批企业家的同情，但却很难得到公众或第三方的认可。根据《世界经理人》为此专题所做的调查，77.7%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企业的失败，应该归咎于商业道德的缺失。而清华经管学院教授杨斌也认为，牛根生、万隆们在各自事件中其实是选择了失察，“三聚氰胺、瘦肉精等都是行业公开的秘密，我不相信那么长时间他们都一无所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高管失察，下属就会为恶。可是，我们对失察的苛责却非常有限。”不过，杨斌也客观地指出，如果整个行业都出了问题的话，那么除了企业的良心问题外，环境也一定有问题了，而涉及到环境的问题，政府的责任就不可推卸。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近30年来的这个经济发展指导方针，让置身其中的企业不是追逐市场就是追逐利益。在这个制度不完善、资源分配不透明、不公平的转轨市场中，企业之间竞争比拼的不是管理能力，而是人脉关系和资源巧取甚至是“作恶”能力。就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在谈到食品安全形势时所说的，“（食品问题）主要还是执法不严，执法主体形同虚设，法律法规没有落到实处。结果是违法者先富，越违法越容易富，不顾人命者则暴富。”

　　然而，随着“作恶”的企业被频频曝光，市场开始释放积极信号——“作恶”致富的时代将结束，“作恶”的成本将大增。面对这样的发展趋势，企业必须打住以往的行为惯性，转到文化、伦理、领导力等内功塑造的轨道上，按照杨斌的说法，就是回到企业经营的根基上。

　　不作恶的动力

　　如果说食品行业的问题让大部分行业之外的企业尚存隔岸观火的感觉，那么今年上半年19家在美上市中国公司被停牌或摘牌之事，一定会让更多企业产生兔死狐悲的危机感。在那一场多家公司涉嫌财务造假的丑闻中，中国公司被迫集体面对诚信的质疑和挑战。之所以造成这样糟糕的局面，按照郎咸平的说法，就是惯性使然。“中国企业从创建之初，就一路不规范地走到今天。他们已经形成习惯，总认为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性的手法做企业，总认为可以铤而走险不会被抓到。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美国的监管链条是如此强大。”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电影《无间道》中的这句台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体验。中国转轨时期的市场，让企业养成了不好的行为习惯，甚至纵容了“作恶”的行为。但是，就像一个溺爱的家长在孩子长大走出家门后就无法再保护孩子一样，这个市场也无法一直庇护中国企业。近年出问题的企业，不少都首先栽在那些不保护“作恶”的中国本土以外的市场。栽倒的先烈，为后来者增加了敬畏之心。因此，越来越多立志走出去的企业，不敢选择“作恶”的生存方式。

　　不“作恶”的动力不仅来自于国际化。即使留在国内市场，也面临着“作恶”成本增加 的趋势。中国市场被政府保护的行业越来越少，开放程度逐渐加大。在与国际市场相融的过程中，在外资进驻并带来规范的游戏规则后，中国市场也在主动、被动地趋于规范、合理。比如，当年三鹿三聚氰胺事件被曝光，一方面是患病儿童大量出现使然，另一方面，按照三鹿的外资合作伙伴新西兰恒天然公司的说法，也是它们发现问题并敦促董事会公开召回产品的结果。

　　在中国市场，由于一些行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滋生了诸如行贿受贿等潜规则，一些外企进驻后也“本地化”地顺应了这些规则。然而，近年来，行过贿的外企大都陆续被国际市场相关机构揭发和惩罚。这样的惩治行为，也从客观上规矩了中国市场。

　　市场在变，企业成长的空间在变，所有的变化都将使“作恶”的成本不断增加。而这种增加趋势，正在催生企业不“作恶”的内在动力。根据《世界经理人》的调查结果，55.4%的人认为应该无条件地坚持不“作恶”，追求商业道德；27.9%的人认为，尽管不“作恶”在现阶段需要支付额外的成本，但是企业依然应该坚持。

　　舆论监督让失节成本大增

　　如果问企业家或名人们如今最怕什么，他们的回答十有八 九都是媒体。牛根生就曾经对记者抱怨，“你们的一篇负面报道，就能让我恶名远扬。”

　　近几年来，诸多问题企业的曝光，大都始于媒体。比如三聚氰胺、瘦肉精问题早已在行业里盛行好几年，但是，只有等到媒体们密集地对问题企业和产品进行曝光后，才见相关方面开始采取行动。当然，媒体的曝光，不仅唤起了政府和企业的注意，还引起了消费者的关注和对问题产品的抵制。当大家都不买国产奶粉、不吃火腿肠时，相关企业才感受到来自市场的压力，才感受到“作恶”的高成本。显然，如果没有这样的舆论监督，它们即使在一个市场碰壁，也会转战到另一个市场继续“作恶”，或者从城市市场转移到农村市场。国内一个还算知名的保健品品牌，就曾经依靠这种打游击的方式在全国不同的市场赚了很多钱。

　　企业被发现问题，习惯通过“公关”摆平传媒渠道，也就是出一些钱封住媒体之口。然而，现在这样做越来越难。在互联网的发展进化中，产生了形态各异、无孔不入的网络媒体，比如微博、Twitter等，这是一些能让普通网民充当“记者”去产生内容并自主发布的平台。显然，要封住大众网民的口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传统媒体的报道线索，很多时候就来自于这些开放的互联网平台之上。在“大众记者”爆料之后，专业记者就顺藤摸瓜地去实地调查，于是，一件件本来可以蒙混过关的事被大白于天下，本来微不足道的失节成本因此高涨，事件相关者也因此得到应有的压力和惩罚。

　　舆论监督不仅让“作恶”企业提心吊胆，也让相关政府部门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懈怠、那样纵容问题企业或者干脆不作为。比如三鹿在三聚氰胺上的“作恶”，如果没有舆论的重压，可能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还能够像以往一样为它们大事化小。三聚氰胺之前，三鹿也曾是导致“大头娃娃”的问题奶粉厂家之一，但是，那次它们在政府的帮助下洗清了污点。然而，这次，当三聚氰胺导致的“结石宝宝”与其亲人痛苦的情形不断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时，当媒体统计出患病小孩多达3万后，强大的舆论声讨潮流让相关政府再也救不了三鹿了。不仅如此，这些部门还必须为自己的失职甚至渎职买单，国家质检总局、农业部、卫生部、工商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以及石家庄市的有关官员都分别受到相应的行政处分。显然，这样的处罚对所有的政府管理部门，都无异于敲山震虎，具有强大的警示作用。而一旦政府部门回归到自己应有的功能角色，制定并执行扬善惩恶的制度时，不“作恶”的企业就能显出优势，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因为不“作恶”反遭损失，而“作恶”者的成本则随之增大。

　　保护“吹哨者”

　　为了增加对“作恶”者的遏制力度，郎咸平建议效仿美国在中国实行吹哨者法案。吹哨者，指的是见到违法就吹哨（揭发）的内部工作人员。吹哨者法案，就是指一系列保护揭发者的法案和条款。在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各州，都立有吹哨者法案，用以保护揭发政府部门违法行为的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揭发企业、商业机构违法行为的雇员。2005年，美国水门事件的“深喉”之所以敢自我暴露，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合法的吹哨者。

　　“揭丑是社会伦理进步的一个重要推手”，同样在进行相关研究的杨斌也认为吹哨者法案“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一定要让吹哨者吹起他们的哨子。”然而，他同时又认为，“在中国政治体制没有得到有效改革之前，吹哨法案是通不过的。”实行吹哨者法案的前提是，法律具有独立性，执法不受任何干扰。而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法律还是受党管制的，政法委就是党管理司法部门的专门机构。

　　尽管中国还没有保护吹哨者的立法，但是，诸如微博那样的网络媒体已经催生了一批隐形的吹哨者。比如，中石化的“百万酒水”发 票，就是其内部“深喉”所曝；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一顿饭花费9859元的发 票，也被暴露在微博上。不过，这些吹哨人不得不把自己深深地隐藏于公众视线之外，否则将面临人身或职业安全的威胁。据说，中石化事件曝光后，中石化广东分公司前后开过三个会，要求各部门追查泄密者，一旦查出要严惩不待。

　　“时间是最好的疗药”，尽管目前环境问题不少，但杨斌依然对在未来实行吹哨者法案充满期待，“不要指望国家法制化、民主化能够在短时期内取得成效，这是需要几代人经过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努力的。”

　　中国当今遇到的问题，也曾发生于西方市场的不同阶段。经过了200多年的发展，西方陆续解决了问题，建立起了相应的监管制度和法律。如此，我们也有理由对只有30年发展历史的中国市场和有关各方抱有乐观和希望。具有正义感的教授、学者、律师以及媒体们之所以一直在鞭挞着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对这个市场充满了期待。相信在这些第三方力量的督促下，在全球市场的同化下，中国也会逐渐解决这些问题。

　　期待着市场不断进步，期待着“作恶”成本被不断提高。

　　相关问题：身为企业如何实现商业道德、商业责任与自身成长间的平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