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共同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时，诺贝尔奖委员会在颁奖致辞时说，全球未来气候变化的问题“必须得到我们最紧迫的高度重视”。

　　涉足这个问题的不仅有政治家和学术界人士，全球资本市场也正步入其中。由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投资的沛雅霓资本有限公司（Peony Capital Ltd.）是一家总部设在北京的4亿欧元的碳排放交易基金。该公司在去年8月对媒体表示，到2012年，公司将从中国购买1000万吨的碳减排量。

　　世界银行的卡兰·卡普（Karan Capoor）和菲利普·安布洛斯（Philippe Ambrosi）在去年5月发表的《2007年碳市场之现状及趋势》（State and Trends of the Carbon Market 2007）报告中指出，“截至2007年3月，已有118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58个碳基金中，与此相比，在2006年5月，仅有46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40个碳基金中。”

　　“这一切都起源于《京都议定书》，”总部位于上海的复兴碳基金投资公司（Renaissance Carbon Investment, RCI）的董事总经理蒋劭清（Jeff Jiang）说道。RCI是一间美国私人股权公司品德国际（Pivoton International）下属的碳投资和贸易公司。“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从2008年到2012年，签约国中的发达国家要将温室气体（GHG）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降低5.2%。”

　　《京都议定书》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基础上缔结的多边协议，已于2005年2月16日生效。为了能让缔约方在达到各自目标时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京都议定书》创造了三种创新性的机制：排放贸易机制（Emission Trading）、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这些机制允许发达国家缔约国通过在其他地区实施的项目，进行排放权的交易并获得排放权。

　　这些机制的设计宗旨是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判别成本最低的减排机会，并吸引私营部门参与减排工作。依赖于清洁发展机制，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转让以及在与发达国家开展协作的投资中获益。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全球性的运作流程，” 蒋劭清解释说，“因此必须制订严格的体系来确保其履行，方法学（methodology）的制定就是体系当中的一部分。迄今为止，联合国的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Board,EB）已经公布了137种方法学，专门针对不同项目的定义、度量或评估进行管规。例如在沼气发电方面，EB制订了一套详尽的规则，关于如何处理沼气、如何度量排放等等。同时，每个项目必须创建一套‘项目开发文档’（PDD），详细说明项目的所有情况。”

　　联合国还设立了专门国家机构（Designated National Authority, DNA）来注册登记并审批所有国内项目，并将项目提交至EB。中国相应的机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之后，由联合国EB指定的专门执行组织（Designated Operational Entity, DOE）开展审计工作，籍此确定项目是否符合联合国注册资格。经过一年的试点之后，项目将会再次通过审计，并最终获得CER（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经核证的减排）的资格，继而可以在国际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

　　简言之，蒋解释说，“根据《京都议定书》的定义，CER是由CDM项目产生的减排权。制订CDM的目的是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将其减排权转让给必须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国家。我们相信，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全球碳排放市场中存在着严重的供需不平衡。”

　　最大的市场

　　据世界银行统计，到2012年，温室气体减排量总需求为50亿至55亿吨CO2当量，其中一半的需求由发达国家自己完成，而另一半即25亿吨CO2则可通过灵活机制来完成。从CDM项目的供应方面来看，迄今为止所有已经签约的项目至2012年将产生3亿吨CO2。供需之间的缺口很大。

　　该报告称，2006年碳市场的价值估计达到300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三倍……2006年基于项目的活动—主要是CDM和JI—的价值从2005年的27亿美元大幅增至约53亿美元。

　　报告称，亚洲继续在CDM市场中占主导地位，对全球大约80%的减排量进行了交易，其中以中国为主。自2002年以来，在工业发达国家购买的CER中，有61%是与中国签约并由中国供应的。据联合国网站公布的信息显示，截止2008年1月底，进入联合国注册渠道的CDM项目共有2883个，其中2137个项目来自亚太地区，而中国占据961个。从国内来看，截至2007年12月28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已经批准了总共1028个CDM项目，该数字是2007年7月中旬的两倍。

　　中国各省一级的发改委也在积极推动CDM项目。张汉文是湖南省CDM项目服务中心和湖南湘科清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他已经从事了两年多的CDM项目开发工作。该公司受到湖南省科技厅和湖南省发改委的大力扶植。张表示，“中国在碳市场有很多机会，因为中国的能源效率相对较低。仅就湖南省而言，到2012年，计划开发的CDM项目的交易额估计在40亿元人民币（5.6亿美元）左右。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大约4000万吨、价值3 -4亿元人民币（4200 万– 5600万美元）CO2e的减排量，所以还有不少潜力可挖。”

　　中国的市场力量

　　中国政府早先已颁布了于2005年10月12日生效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籍此确保政府从CDM项目中获得一定比例的CER转让利益，根据排放气体的不同，其比例分别为2%、30%或65%。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2006年全年的（碳市场）价格依然保持强劲势头。基于项目的CER平均价格达10.90美元/吨CO2e，在2005年的基础上增长了52%。

　　报告指出，中国为全球CER的供应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最低限价，“形成此种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国的市场能力，通过一个非正式的定价政策将最低限价保持在10.40 – 11.70美元的范围。该政策对于欧洲私人买家而言无疑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在2006年继续对该价格范围表现出强大的需求，然而部分日本买家在该价格范围的顶部采取了逃离策略。”

　　欧睿龙（Bjorn Odenbro）是瑞典Tricorona碳资产管理公司（Tricorona Carbon Asset Management）北京办事处的总经理，在他看来，虽然中国的CDM市场发展迅速，因为目前CER的价格呈上涨趋势，但是未来几年的市场走向依很难预测。公司总部设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Tricorona是全球最大的致力于碳交易业务的公司之一。

　　欧睿龙认为价格上涨的原因有二。首先，中国的项目业主逐渐意识到可以将CER在欧洲国家以高价出售。此种趋势先是从大型电力公司开始，然后逐渐传播到各个省份。另一个推动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中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特别是通过最低价格机制进行的干预。“他们在努力促使此等减排以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出售，” 欧说道。目前有传闻说，最低价格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如果价格真的“大幅提升并超过”当前水平，那么碳买家们极有可能开始转向其他国家。“但是中国将依旧是主导市场，”他预测道，“中国可能将继续占有全球CER供应量的一半。”

　　去年11月9日，中国政府在北京宣布启动“中国CDM基金”，一个非营利性的国家基金。基金的主要来源是对上述《办法》内规定的所有CDM项目征收的税金。

　　中国的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该基金将与各国政府和机构开展多样化合作，以有效提高中国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实际参与能力，并为建设相关体系提供服务与支持。

　　今年1月23日《每日经济新闻》上的一则新闻报道称，中国拟在北京建立国内首个碳交易所。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在新闻中表示，“作为全球碳市场的重要供应商，中国尚未建有一家碳交易所。国内（碳）价格几乎是二级市场的一半。目前我们正在做大量准备工作，力争成为中国第一家碳交易中心。”

　　如果上述目标成为现实，CER买家的利润将会进一步缩减。

　　项目开发商的策略与挑战

　　目前，瑞典Tricorona碳资产管理公司（北京）的投资组合的重点是在水资源丰富的湖南和云南省内开发水利工程。同时，中国的钢铁和水泥业也为余热利用项目提供了发展机会。Tricorona公司在此领域最大的项目是河北邯郸钢铁，即对冶钢炉的余热利用。

　　欧睿龙表示，邯郸项目采用的策略运作良好。“我们通过一位咨询顾问发现了这个特殊项目，” 欧解释说，“他们对该项目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和开发工作。”去年是公司的投资组合发展最为迅速的一年，他对公司的业绩表示肯定，并对咨询顾问在早期对公司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欧补充道，“不同碳买家的业务模式是各不相同的。”

　　他说道，一方面，咨询顾问提供“规模经济”，但另一方面，某些顾问也给你带来很多问题。“他们称自己是顾问，但他们更象是经纪人。他们想要开发项目，但是他们不具备相应的条件。”然而，拜Tricorona内部技术团队力量所赐，这个问题并不严重。通过对咨询顾问的广泛利用，公司已经建立了早期的立足点，目前公司更侧重于直接与客户接触。“现在，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增加了许多业务发展机会，”他说道，“我们会将公司的专门人员派往中国各地、物色潜在的项目业主。”

　　蒋劭清所在的复兴碳投资与北京一家有政府背景的组织—北京中咨国研投资咨询中心—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为项目业主提供的是一站式服务。”蒋说道。

　　高先生是北京中咨国研投资咨询中心的主任，他在国家发改委工作了多年，现在专门致力于开发CDM项目。他评论道：“CDM项目在中国有很好的市场，因为无论是自愿也好、政府命令也好，国内的部分企业必须投资于减排项目，而我们将为工厂业主提供新的更多的激励措施。这些激励措施同CDM项目的目的是一致的，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关于开发项目面临的挑战，高先生表示，部分项目业主更加关心他们能赚多少钱，而没有将足够的心思放在项目细节的管理上。“我们最大的风险是审批方面的风险。一旦我们在一个项目的开发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最终却未能通过DOE的审批，这不仅是人力物力的损失，而且还失去了许多机会成本。”

　　湖南CDM项目服务中心的张汉文董事长表示，目前最大的挑战来自联合国EB颁布的方法学。“有些方法学很难在国内付诸实施。另外，中国的某些政策和规定与联合国EB的规定存在着冲突。”张说道。

　　对张汉文来说，另一个令他头痛的问题是目前存在太多的不合格经纪人。他们不具备开发项目的能力，但是由于与某些项目业主有着一定的关系，就四处索要佣金。“从全球范围来看，碳市场吸引了许多投机商。这些中介人增加了我们的开发成本、降低了整个业务的报价，他们提供的服务既不完善也不稳定，破坏了整企业宣传片制作个行业的声誉。现在，工厂业主不知道该相信谁，因为中介公司太多了，有时甚至只是一个人对工厂主做出承诺，宣称他可以为工厂完成整个项目的开发。我认为应当对这个市场中的某些行为进行深入监管，”他提醒道。

　　欧睿龙表示Tricorona公司虽然在某些流程中已经得心应手，但仍然存在着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他承认，“对于我们这样规模的投资组合，并非一切都能尽如人意。”他还指出，Tricorona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全球最大的CER买家、英国的Ecosecurities公司，已于2007年11月宣布降低公司的投资组合估值，并指出联合国注册系统存在的瓶颈问题。“整个流程中存在许多瓶颈问题，”他说道，“我认为交易的大幅增长使得联合国不堪重负。”此外，由于缺少联合国特派CDM项目验证机构，即专门执行组织（DOE），使得大量项目积压、等待接受验证。包括欧盟在内的许多国际组织正在积极增加特派DOE的数量。

　　“老实说，目前最大的挑战是教育，” 欧说道。15个月前，当他第一次来到中国，人们对CDM的认识几乎是零。“我们多数时候在做的是一些非正式的CDM能力建设工作，比如，我们四处奔走并教育潜在的项目业主，告诉他们有关CDM的知识并帮助他们认识其中的潜力。”如今，有赖于全球的碳买家、联合国、欧盟及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努力，中国对CDM的认知正在‘迅速’提高。”

　　欧指出，下一项挑战将是在中国西部寻找具体的项目，这些项目需要教育方面的配合。“我们对新疆地区很感兴趣，另外还有甘肃和青海的部分项目。”但是，对于西部是否适合CDM的问题，他显得很现实。他指出，“我认为在某个方面，CDM是与工业发展相关联的。”中国西部的电网和工业很少，市场潜力较小。

　　张汉文认为中国在工业项目能效改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潜力。他说，“从总体上看，中国比工业发达国家的能效要低30%，这就提供了很大的潜力，尽管对于这些项目而言，联合国的方法学仍然是个不确定因素。”张汉文对自己公司的竞争力充满信心，“我们的发展非常稳定，而且我们是一家本地企业。如果你要充分了解并与这些CDM项目业主进行交流的话，你必须对本地情况相当熟悉。”

　　欧睿龙指出，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方面，风力发电和水力发电举足轻重，但是他指出，未来的风力发电场和水力发电厂的数量势必越来越有限，而买家的数量将与日俱增。他指出，由于效率更高的太阳能面板和大型项目的问世，使得“太阳能的意义越来越大了。”但是，目前太阳能项目的规模仍然小得可怜。生物燃料项目的规模也同样很有限，并且也不构成中国CDM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欧认为，这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新技术的发展情况。“为新的可再生能源和更有效能源制订新的方法学，比如太阳能发电，将为我们创造新的减排市场。”

　　除了中国市场自身的变化和发展之外，政治因素在这项环境产业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倪军是上海长江三角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CDM项目主任，这是一家总部设在上海的私人咨询公司，公司专门从事环境方面的业务。倪军表示，此项业务的最大挑战就是政治因素的不确定性。“整个CDM理念是一个政治概念。如果将来国际规则发生变化，整个行业就要重新洗牌。现在，中国在承担气候责任方面也是压力重重。但是，我认为，即便中国在未来对于减排配额负有责任，这对我们的业务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国内业务将会活跃起来。”

　　世界银行的报告分析称，构成运作良好的碳市场的要素包括：竞争性的能源市场；通用的、可互换的度量单位；标准化的减排数据报告协议；以及资产的跨境可转让性。

　　“收拾局面”

　　利·菲茨格拉德（Leigh Fitzgerald）是英国瑞碳有限公司（Arreon Carbon UK）的资深专家。数月前，他在环境网站chinadialogue.ne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该网站是一家非营利性的独立组织，总部分别设在伦敦和北京。

　　他在文中指出，“在灵活机制的中心是一个复杂的管规体系，籍此体系来确保项目质量。通过整个CDM流程并最终使得项目得到注册，这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方的大力支持，需要通过经认证的第三方标准机构的验证，以及联合国的最终核准。基准排放量，即没有CDM也会进行的排放量，必须是明确可度量的，而整个项目必须是能够被严格监督的。最后，由金融、投资、技术和通行做法相结合而成的壁垒必须足够强大，籍此来阻止未经CDM支持的项目实施。”

　　然而，这一整套的碳交易理念却受到了部分观察家的严厉批判。英国作家兼活动家乔治·蒙比奥特（George Monbiot）认为这些理念意味着“自己捅的篓子，却让别人去补。”另外有评论人士把这一机制比喻成在一个“没有什么规管性可言”的市场中“为你的良心颁发证书”。

　　世界银行的两位作者总结道，尽管他们发现市场机制具备实现目标所必需的雄厚实力和潜力，但是最好不要假定市场能够毫不费力地、神奇地减少气候变化。“要解决气候变化这个紧迫问题，需要我们全体的不懈努力。政策是一方面，但每一个人的实际行动也同样重要。”

　　文经沃顿知识在线（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许可刊出，发布日期2008.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