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已经有很久远的历史了。最为人熟知的经典案例是17世纪30年代荷兰的“郁金香泡沫”，自那以后，各种类型的“泡沫”层出不穷，一再上演。仅在过去十年时间里，我们就曾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的形成与破裂，而没过多久金融危机就席卷而来了。

　　现时，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正在认真审视危机过后的断壁残垣，希望找出原因来解释为何风险管理体制和监管制度没能发挥作用，阻止全球经济彻底陷入瘫痪；企业管理者正通过评估来判断自己应该怎样经营企业；而几乎所有人，都还没有从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缓过神来。

　　然而，罗闻全并不像多数的资深观察员那样对这场危机感到那么意外。罗是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商学院，Harris & Harris Group教席教授，斯隆商学院金融工程实验室主任，同时还是马塞诸塞州剑桥市一家投资咨询公司AlphaSimplex Group的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官。他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直在研究金融投资策略，神经系统科学及进化心理学之间的联系。他关于人的行为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的角色的观点也引起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关注。政策制定者除了要找出此次危机的成因外，还希望找到避免今后悲剧再次上演的有效方法。

　　“金融危机是现代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幸后果，但也是必然结果。”罗说。经济损失是创新的副产品，他补充道，“但如果风险被错误地评估和归类，它造成的混乱和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就大幅加深了”。他认为“行为盲点”（即他所定义的，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讲，人们对感知风险和回报作出的一种本能反应）在经济出现极端状况（泡沫出现、泡沫破裂）的时候是尤其危险的。

　　《斯隆管理评论》的Michael S. Hopkins和Bruce G. Posner在罗闻全麻省理工大学的办公室里与罗探讨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后果以及给企业管理者带来的启示。

　　这次金融危机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

　　对CEO和企业的其他管理者来说，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对企业治理现状的揭示。很多企业在评估和管理风险敞口的方面做得非常糟糕，一些享有盛誉的公司竟然在一个季度就报出数百亿的亏损额。一个季度亏损了400亿美元，还怎么能简单地把原因归咎于风险评估不到位呢？我觉得一句“运气欠佳”实在无法让人信服。

　　这次危机是如何产生的？这些看着都很精明的人怎么会错得如此离谱呢？

　　正因为这么多头脑精明、经验丰富的企业领导者都误入歧途，才更说明这场危机不是因为个别CEO的贪婪造成的 --- 在我看来，目前的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管理所运用的“语言”在本质上存在缺陷。我们没有一套完整的“词汇”，就无法有针对性地讨论典型企业目前正面临哪些风险。

　　这场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是，我们不得不去改变探讨企业战略的“语言”，改变我们考虑股东财富与企业治理的方式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用规范化的会计核算方式来识别风险是有局限性的。计算公司的实际利润和亏损时，使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就足够了，可企业风险值在哪里计算呢？

　　是企业管理者无法评测风险，还是他们意识到了风险的存在却还是做了错误决定呢？

　　关于企业风险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个颇为有趣的问题与雷曼兄弟公司有关。公司的管理层所承担的风险是否适度？也许是的。也许孤注一掷地专攻一项回报率极高的业务并没错，这正是让雷曼公司的股东价值在12年间增长二十倍的核心业务。如果你是公司的投资人，2006年查看业绩时发现公司从1994年首次公开募股至今实现了26%的年回报率，你也会满心欢喜的。可紧接着，到了2007年，再到2008年，整个公司就倒闭了。这样的风险可能算适度，可能不算。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头去看，去问：“是谁负责风险管理的？这些人是否充分地考虑了风险？当时是否存在一个合理的企业治理机制，确保那些制止公司毫无顾忌地投资的人不被开除？” 我并不知道这些关键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是最近《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上刊登的文章提到，2006年的时候，雷曼公司的副总裁曾提出公司承担了过大风险的观点，可他的意见当即就被否决了。

　　假如当时的情况是公司的管理层认为公司的确面临崩盘的风险，但因为投资的回报太诱人了，无法拒绝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公司的高层这样决定完全是合理的 --- 公司的CEO本来就该是做这种决定的人。但是他们同时也有义务将他们的决定知会股东；如果股东不想冒这个险，应该有权选择退出。  

　　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怀疑公司的决策是否如你所说的那样，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周密权衡的。你能做到直言不讳，并且知道公司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会失去一切，但同时也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收获高达26%的回报率 --- 这在大多数股东看来已经是相当划算的概率了，这是一回事。可我怀疑大多数这场悲剧的受害者当时并不是这么考虑的。我的猜测是，决策者并没有得到他们做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他们当时很可能错误的认为连百分之一失手的可能都不存在，认为是零风险的决定。

　　与雷曼兄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位于加州纽波特海滩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这是美国最大的固定收益投资管理公司之一。2005年和2006年间，公司内部有些年轻、激进的员工迫不及待地想涉足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业务，但Pimco的传奇CEO Bill Gross提出房地产市值被高估了的观点：他认为房地产市场价格能在一年内上涨10%，也就能下跌10%，尽管下跌的情况从未在投资经理们使用的历史数据里出现。很显然，他让这些心急的同事做了个简单的测算：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10%会怎样？对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投资组合会有什么影响？答案如他所料：“那我们就玩完了。”于是他最终答道：“所以，不用了，谢谢！”

　　因为现在金融领域的格局已经重新洗牌，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有没有哪些方面可为企业管理者所利用的？

　　在接下来的一到两年里，所有的企业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资本市场上资金流动性的明显下降。贷款成本将上升，为新的投资项目筹措资金将愈发困难，因此企业需要更有创新意识,才能在履行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义务的同时，还能筹到资金维持运营。管理者理应对这种艰难时期有所准备。

　　对企业透明度的需求似乎将对市场产生影响。你怎么看待它的影响？

　　信息就是力量，如果你能在获取信息方面占据优势，你在市场中就是强者。实际上，如果企业领导者，投资经理，以及监管机构想在面临风险时做出正确的决策，他们就必须首先获得必要的数据，同时有合理的框架对数据进行分析。

　　我们知道会计工作并不强制要求分析风险。会计人员总是讨厌风险的。他们不喜欢差异的出现。他们通常也不从数据波动或者上海宣传画册设计概率的角度考虑。他们只想让数字清晰准确，没有偏差。所以我们才需要会计部门中建立一个全新的分支，也就是波士顿大学的Zvi Bodie和哈佛商学院的Bob Merton所指的“风险会计”。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不过我想最终做这类工作的人应该是工程师或是统计专家。

　　就你近期的所见所闻，你认为有没有一些经受了时间检验的根本性观念在这场危机中被彻底颠覆，或者至少让人们产生怀疑了呢？

　　有一个观念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经受了考验，那就是当前企业治理体系是为了将股东财富最大化而设计的。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目前企业的奖酬体系严重依赖于股票市场定价，只要股票市场定价是理性，具有无限的前瞻性，企业的管理者就会有合理的激励措施。

　　但当然，我们知道市场定价并不是完美的，于是就有了第二个长期以来人们已经接受的观念被推翻：人们认为市场和商业在面对经济状况的改变时总能做出理性反应 --- 事实也非如此。如果真能这样，我们就能避免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了，雷曼兄弟，美林，还有很多其他知名公司也都不会落得如此下场。现在我会把企业看成是一种有机体，就像菌群一样。如果你能掌握环境中的动植物的情况 --- 市场中的所有参与者的情况以及竞争规则 --- 就能比一味保持供需平衡更容易抓住商机。

　　我们经济学家向经验尚浅的从业者传授的经验需要改一改了。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情绪与理性思考之间的动态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没有考虑两者的相互作用，做出的决定就可能会适得其反。

　　英语原文由麻省理工学院登记版权，由Tribune Media Services发行。杜雪丹译。

　　Michael S. Hopkins 和Bruce G. Posner分别是《斯隆管理评论》的主编和特约编辑。

    本中文版由世界经理人（www.ceconline.com）组织翻译并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