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8月欧盟宣布对中国光伏产业展开反倾销调查，到今年6月4日欧盟对外宣布于6日起对产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将高达47.6%的反倾销税，这一国际贸易要事一直备受多方关注。然而，以欧盟和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国家对华的反倾销行为，早已不是个案。

　　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局所提供数据进行的计算，从1999年到2009年，针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诉讼在美国当年提出的反倾销诉讼中所占比例从48%猛增至90%，针对中国大陆的反倾销诉讼所占比例则从12%猛增到57%。同期，针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反补贴诉讼在美国当年提出的反补贴诉讼中所占比例则从零猛增到93%，针对中国大陆的反补贴诉讼也从零猛增到67%。

　　无疑，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对华的“反倾销”行为是给自由贸易踩了一脚“急刹车”。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围绕贸易摩擦及贸易保护主义的话题在整个危机过程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这“急刹车”效应的最集中体现却是出现在全球经济已然开始缓慢复苏的当下。而在贸易摩擦遍地开花的时候，中国成为明显的“重灾区”。

　　那么究竟又是为什么使得中国企业在出口的环节上，一再的面临倾销的问题呢？

　　宏观上来看，WTO对于倾销的定义是：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到另一国，并对进口国相关工业造成了损害。而在什么是“正常价值呢”的问题上，中国在世界中的经济地位显得颇为尴尬。针对“正常价值”的评价标准，存在着两套完全背离的体系。

　　对于“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其出口商品的正常价值是与出口国国内市场的价格相比较。但是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只要用来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是合适与合理的”，就可用某一市场经济国家相似产品的价格作为标准。这就是所谓的第三国参照。

　　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资源绝大部分由政府控制，这种资源的垄断之下，企业的生长模式便存在政府干预或直接受制于政府的问题。因此，其产品的价格是不能反映真实价值。而当这些产品流入市场经济国家，即构成对后者相关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这种大环境之下，一个国家其经济所处的地位就非常关键。美国商务部对于相关国家的经济是否市场化的评判标准也是基于：货币的可兑换程度；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政府对生产方式的所有或控制程度；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的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以及商业部认为合适的其他条件。归结起来，中国被扔在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行列。

　　欧盟方面没有对“市场经济国家”明确的定义，而将具体的国家列入反倾销法中，直到目前为止欧盟仍旧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1998年7月1日以前中国同样被划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行列。尽管后来，欧盟将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撤消，但却并没有直接拉入市场经济国家之中，而是果断另立了一个“特殊市场经济国家”的分组。

　　因此，无论是市场经济地位待遇还是分别待遇，都是欧美国家对华的一种不公平安排，本质上具有一定的歧视性。当面临反倾销官司时，中国的企业就处于先天的不平等地位，也出现了近年来中国面临反倾销起诉时经常发生的现象。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欧盟对华提起反倾销的涉案商品种类繁多。我国的化工产业是遭遇欧盟对华反倾销的“重灾区”。频繁遭难的主要原因，除公认的企业无序竞争和不积极应诉的淡薄意识外，还在于化工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化工产品附加值低的行业特征。近年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双反诉讼，往往集中在那些发展中国家有成本优势、发达国家还在生产但比较优势并不明显的低端和中端产品上。因此，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及原材料所具有的一定价格优势，也成了被欧盟对华提起反倾销的诱因。

　　可是在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今天，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市场运转，使得“反倾销”案件频发有了更深层次的原因。

　　从外部经济环境看，第一，世界经济复苏脆弱缓慢，全球经济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发达经济体的财政紧缩、“去杠杆化”仍在持续，美国“财政悬崖”、欧洲债务危机都远未解决。伴随结构调整的波动与阵痛，世界经济低速增长，随时面临下行风险。有迹象表明，在国内经济持续低迷不振的情况下，美国有可能会加大对来自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进口产品采取反补贴、反倾销措施的力度。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经济学家邢予青认为，在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美国企业为了得到更多保护，倾向于从进口产品身上寻找不公平竞争等理由。

　　以欧盟为例，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一直深受竞争力下滑困扰。为扭转这一趋势,欧盟在2010年颁布的《2020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研发创新投入占GDP的比例平均要达到3%,各成员国也据此制定了自己的目标。

　　但遗憾的是,欧盟在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未能实现自己定下的目标。根据欧盟的数据,对于欧盟27个国家根据《2020战略》定下的目标,只有丹麦和马耳他两个国家达标,“不及格率”高达92.6%。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盟竞争力的下滑和经济低迷也就不足为怪。目前,欧洲正处于金融危机后的“二次衰退”之中,失业率屡创新高,目前已经高达12.2%,青年人失业率更是超过25%,政府压力巨大。

　　有专家认为，二战后的几次经济危机短时间内就开始逐渐经济复苏，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复苏疲软，失业率降低缓慢，因此，美国政府倾向于反复使用WTO赋予的保护性关税措施，每次有效期3到5年，使国内产业逐渐萎缩或暂时喘息，避免短期出现大量失业。这是WTO规则设定中的“漏洞”，是有利于保护发达国家的。

　　第二，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强化，区域自由贸易体正在形成。经济低迷与贸易保护相伴而行。一些国家为促进就业，扶持本国产业，设置各种贸易投资壁垒。尤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和投资审查大量增多。去年，中国太阳能光伏电池密集遭遇贸易摩擦，美国征收最高250%的反倾销税和16%的反补贴税，欧盟也发起反倾销并酝酿反补贴调查。一些中国公司海外投资屡屡受阻。

　　与此同时，区域内贸易增长迅猛。欧盟区内部贸易额已占66%，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占53%，美国40%多贸易额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今年2月14日，欧盟与美国共同宣布，将于年内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至此，美国将在西太平洋以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为依托，在大西洋以美欧自贸协定为依托，形成由其主导的两大自由贸易区。同时，欧盟与日本也将于今年4月开启自由贸易谈判。美欧、欧日自贸谈判将制订新规则，必然对全球贸易和经济格局产生重要深远影响。

　　媒体分析指出，美国是在国内经济处于低谷的情况下着力推动TPP谈判的，而由于美国国内经济不好，对亚太新兴经济体的进口往往又不得不采取双反措施，这将影响那些原本希望借TPP打开美国市场的亚太新兴经济体参加谈判的积极性。有专家说，美国希望参与谈判国马来西亚和越南打开国内市场的大门，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将自己的门关小，这将损害一些参与TPP谈判国家的利益。

　　第三，出口日益成为各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在经济层面对各国政府都具有更大诱惑。比如美国实施“再工业化”和出口倍增计划，中美经贸互补性下降。国际金融危机迫使美国从金融、房地产等部门回归实体经济，重振制造业和出口。今年1月美国制造业PMI上升至55.8%，创近9个月新高，一些美国公司开始把海外工厂迁回本土。

　　目前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均处于低速复苏阶段，急需寻找重返繁荣的新动力，而这种动力短期内很难从各国国内挖掘。其中，作为消费主力的家庭因在危机中金融财富损失而消费能力严重受挫；企业需求在过剩产能得到消化之前都不会明显上扬；银行惜贷情况仍然严重，消费信贷萎靡大大限制了家庭消费与企业支出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此前作为增长主动力的政府支出显然不可持续，这就迫使各国从出口上寻找突破。

　　从外部政治环境看，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美欧经济，也使西方政治与价值体系遭到质疑，西方国家由此陷入战略焦虑，使其对华战略和政策更加错综复杂。

　　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矛盾、竞争和冲突，本质上仍是不同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将是长期的、尖锐复杂的，更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由此带来的战略压力可能伴随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全过程。而制造贸易摩擦符合当前欧美政府的政治利益。目前各国政府都面临以刺激就业为首的较大国内压力，贸易摩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各方寻求经济、政治利益的博弈工具。

　　有专家分析认为，眼下欧美在贸易问题上频频对华发难，可能存在多层次意图。仍以美国为例，首先，奥巴马政府纵容贸易保护主义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希望以此降低中国贸易顺差，迫使人民币升值；其次，可能施压中国政府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从而为美国经济复苏提供支撑；第三，可能希望中国加大对美投资，同时放松针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限制，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

　　但从根本上讲，国际社会的压力，一方面是对于新兴经济体的排斥和对内的贸易保护主义。而后者尤其在经济下滑期间凸现起来，抵 制外货不仅可以保护国内市场份额，更重要的是连带着的企业生存和就业市场以及与之仅仅关联的选民选票。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欧美国家分外热衷于打击中国的对外贸易，不管是倾销，最近常提起的人民币汇率操纵国问题亦如是。

　　一直以来，中国赖以维持出口的都是以低附加值的原料或者更为直接的劳动力出口。中国在缺乏自身的品牌效应的情况下，常年以量代价的提高出口份额，其结果自然是更多的低附加值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加之国内本身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劳动力的廉价。在劳动力价格高昂的欧美国家，很自然的就会造成一种“倾销”的实质性结果。所以，倾销的问题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在全球经济步入低谷的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直视自己在产业结构上的不足，特别是在东南亚几个新兴市场崛起之后，论人力成本，中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绝对优势。及时并非如对此，一味的在世界工厂的路上走到死也并非好事。中国经济需要转型，特别是在这种时刻，更应该加快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