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吕政

　　嘉宾简介：吕政院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是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是中国工业经济和《经济管理》杂志主编，兼任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工业发展理论与政策。

　　各位下午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吕政。我来之前主办方给我一个题目叫“产业变革与企业价值链升级”。

　　15年前我曾在深圳南山区做深圳高新技术区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技术调整的课题，这个发展规划对深圳后来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时的背景是恰逢中国改革开放、深圳建立特区15周年，在这前15年深圳以加工贸易和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后来因为土地成本上升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深圳就意识到如果还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发展一般加工贸易，是没有前途的。基于这个变化、这种判断，所以深圳市政府就制定了当时南山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现在看来它的发展远远超出了1995年时候的一些研究。

　　一转眼15年又过去了，深圳又面临着一个转折，或者说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机遇。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基本上仍然是一种加工组装型的高新技术产业，真正像华为公司这样完全依靠自主创新、自主专利发明和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并不是很多，所以深圳要产业变革和提升产业价值链，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应该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要依靠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来支持未来的发展。

　　一个判断：当代是科学技术进步相对停滞的时代

　　我今天主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当前世界科技革命面临的困境判断。

　　这个判断还有争议，目前还在讨论之中。科技部的一些同志基本上认可这种判断，但是否已成为大家的共识还有待于研究。这种判断是：当代并不是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而是处在科学技术进步相对放慢或者相对停滞的时代。

　　国际金融危机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波动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国的实体经济增长乏力，而造成美国实体经济增长乏力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缺乏重大的科技创新成果来支撑和形成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这样大量的资本就要找出路，这就推动了以经营初期为主导的虚拟经济的膨胀。这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而金融监管政策的失误排第二位。

　　世界科研技术进步具有代表性的三个领域，首先是IT技术；其次是生物工程技术；第三是新能源技术。它们目前仍然处在一种调整探索的阶段，还没有出现令人鼓舞的新技术，现在都没能够形成产业化的新经济增长点。

　　第一，IT技术和产业进入了以调整为主的阶段。现在看来摩尔定理并不是一个定理，只是解释了从70年代到90年代这一时间段大规模集成电路发生变化的一些现象。比如说18个月知名度提高一倍，18个月生产成本或者价格降低一半，而最近几年没有沿着这样一个定理在发展变化。现在IT产业为什么进入深度调整？包括美国的硅谷这样一个IT产业发达的地区目前也找不到更多新产品来支持新的增长点。另外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或者IT产业产品的相对过剩，从全世界来看IT产业从总体上讲进入一个以调整为主的阶段，或者是一种技术积累，还没有出现真正能够大规模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新产品。所以从2001年纳斯达克指数急剧下跌、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以后，从全世界来看发达国家的IT产业进入了以调整为主的阶段。

　　第二，生物工程技术没有预测的乐观。生物工程技术也没有像原来预测的那样对医疗的诊断出现革命性的变化，生物工程制药出现大批量生产能够克服人类艾滋病和癌症的这些新药，不过目前仍然处在研发阶段。现在美国的学生觉得学习化学合成制药的专业比较好找工作，但是真正学生物工程制药最前沿专业的人找工作反而比较困难。也就是说，现实的需求仍然集中在传统的广告海报设计公司化学合成药的一些领域，生物工程无论在医疗手段还是在新药的研发上也并不像原来预测的那样乐观。

　　上个礼拜美国一个实验室通过基因合成的办法已经能够研发出所谓的新生命体，但是马上就引起了争论，对人类究竟是祸是福也还需要进一步观察，这是要规范的。在农产品生产领域的研发主要集中在大豆和少数农产品培育上，多数的农产品并没有全面应用生物工程技术。比如去年我去复旦大学，他们有一个基因公司，基因测试器是很简便的，有89种人疾病的图谱来对照你的基因有没有缺陷。后来大家就讨论能不能让它进入医院的临床，但是卫生部主管这方面的人认为至少现在不可能，因为全世界没有基因科技技术进入临床的这样一种标准。这套图谱可靠不可靠还没有标准，这个标准怎么制定？没有标准就不能进入临床，不能进入临床就不能像X光、B超、CT一样成为新的诊断手段。

　　还有一个伦理上的障碍，基因的缺陷是可修复的还是不可修复的，人生病可能与后天的生活习惯有关系，也许他不一定就得这种病。还有一种与人的精神状态有关系，一旦他知道有这种基因缺陷，说他可能会得某种癌症，使他在心理上形成一种压力，将来可能真的会得癌症，所以有伦理上的障碍。生物基因测试技术对医学的突破也还是需要一个过程。

　　下一节：新能源技术开发与市场化需要一个过程。

　　第三，新能源技术开发与市场化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认为奥巴马用能源新政来解决美国的金融危机是远水不解近渴，他只能是抢占未来新一轮产业增长新的制高点，对解决当前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对症下药。新能源的技术开发以及市场化还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说具有革命意义的可控核聚变，能源专家认为在2070年前后才真正能够工程化和商业化。太阳能光伏发电这样的技术有一个成本的问题，国家发改委认为这两年太阳能光伏发电的数字过热，但是科技部却认为不过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目前的装机成本要四万块钱，常规的火力发电装机成本是四千块钱，是它的10倍，因此目前不具有在中国大规模推广的商业价值和工程化价值。另外，在光伏发电方面中国还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就中国而言，从多晶硅的采集和冶炼以及它的能耗来看，仍然是一个高耗能的工业。对于新能源技术要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战略考虑，但是当前它不能解决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所面临的产业新经济增长和一系列的问题。

　　今年3月22号美国的《时代》周刊发表了美国新基金经济增长项目政策主任迈克尔·林德的一篇文章，认为我们生活在技术停滞的时代，他认为信息时代的新发明给生活和工业带来的变革远不及20世纪初期至中期的一系列重大发明。前几年有这样一个科技成果的归纳和总结，20世纪影响人类的一百项重大发明，至今我们仍然在分享这个重大发明所带来的好处，新世纪已经过去10年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项能够影响全人类生活重大发明的出现。20世纪虽然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20世纪是真正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时代，而21世纪新的10年还没有出现这样一种势头。这篇文章认为目前传统技术仍然唱主角，比如说发电技术、汽车发动机的技术、喷气式飞机的技术等等，真正革命性的技术创新还非常罕见，即使出现了，也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改变经济和日常生活。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上一个星期出现的用基因合成技术产生的新物种和生命，将来到底向什么方向发展还需要有一个过程。这里面又有另外一个判断，目前科学技术进步相对放缓，与科学发展的长周期规律有关系。20世纪出现的新技术科学理论都是在17、18世纪到19世纪解决的，我们讲的最前沿的航天技术的力学原理早在16、17、18世纪就解决了。现在的发电技术造成了超锂电的发电机，但是法拉第的电磁学原理早就已经为发电技术解决了科学的基础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当前世界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与科学创新的长周期有关系，这种长周期往往是以100年、200年来计算的。20世纪出现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这些奖到底在21世纪能不能转化为新的技术，形成新的产业到底有多少呢？需要进行筛选和分析。

　　中国新的战略机遇

　　这样给人一个悲观的前景，因为现在整个世界科学技术革命处在相对停滞的阶段，至少处在孕育的准备阶段。我们可以说这样一种格局从另外一个方面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当世界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时候是战略机遇期，放缓时更有利于我们加快技术进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是什么含义呢？举一个小学的算术题，甲船以40海里/小时向前运动，乙船以50海里/小时向前运动，问乙船需要多长时间能赶上甲船。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对距离和差距，在未来10年能不能缩小，把现在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和产业化的技术通过学习、消化和吸收，在2020年一系列重大的技术产业领域里面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未来10年我们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任务。

　　为何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第二个问题，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问题。

　　产业变革包含了对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品牌命名及培育新的产业实现产业升级这样两个方面的任务。

　　为什么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放在第一位呢？因为资源性产品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环境保护的节能减排压力日益加大，中国不能再沿着传统的高耗能、高物耗、高污染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了。基于环境的压力，低劳动成本、低环境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价格竞争的粗放型经济发展很难再继续下去了。

　　前不久我们做了关于2020年二氧化碳任务减排的分析，这是一个什么概念？2005年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概是50亿吨，2020年单位GDP的排放量将比2005年降低40%，也就是说2005年我们的单位GDP排放量是2.78万吨，2020年应该降到1.668万吨。2020年按照今年价格计算中国GDP要超过70万亿，因为今年能够超过35万亿，未来10年翻一番达到70万亿。70万亿的GDP乘以1.668，2020年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过96亿吨，要比2005年增长89%。所以中国政府只能承诺结构性减排和单位减排，不能承诺总量减排，这种压力迫使我们必须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

　　供求关系变化迫使着产业结构调整

　　关于劳动力供求关系问题。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农村政策的调整使农民的农业生产收益在提高。社会必要劳动费用在上升，就是说衣食住行所支付的费用也在提高。当前提高工资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新一代农民工的变化，就是说80后新一代农民工的诉求和老一代农民工的诉求已经不一样了。富士康现在已经到“十二跳”了，到底这里面深层的社会原因是什么？必须要看到中国劳动力的供求关系长期计划出一个政策，青壮劳动力供求的比例已经在发生变化，2005年已经出现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一个拐点。因此长期依靠过低的工资来维持中国GDP的高增长很难再持续下去的。

　　“十二五”规划的第一条是要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现在怎么样来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小时工资。按照目前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生活费用，小时工资不能低于8块钱，一天8小时不能低于64块钱，一个礼拜40小时的法定工作日就是320块钱，如果干6天就要再增加384块钱，再加上将近35%-40%的社会保障费用，也就是说在沿海一线城市工人的最低工资加上社会保障的费用不能低于2000块钱，这是普通工人最低的工资。这样就使我们的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有局限性

　　当经济刚刚复苏、定单增加了之后，珠三角等地马上就出现了民工荒，这个民工荒就促使我们必须进行产业升级。目前中国的情况没有可能完全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要求高一成、低一就。高的要提高他的比重，但是低的又不能放弃。我们的企业就是在这样一个矛盾中找出路。大的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作为企业要调整企业内部的产品结构，也就是要提高它的企业的附加价值。

　　无论从经济史还是从当前南欧、东欧出现的问题来看，我们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有局限性。1817年纳米比亚提出了比较优势的理论，典型的例子是葡萄牙的葡萄酒去换英国的工业产品，英国生产葡萄酒不合算，葡萄牙生产工业制造产品也不合算，一交换大家就互补了。但是200年过去了，现在南欧的经济，包括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问题就是在这儿。早在200年前的比较优势理论埋下了现在的问题，欧盟国家仍然是发展中国家，高的上不去，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又被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品所替代。东欧国家也是如此，过去没有苏联的时候东欧是用农产品和工艺品跟西欧发达国家交换；苏联成立以后社会主义的分工体系和交换体系也是这样，东欧生产的农产品、工艺品和苏联的工业品相交换；而苏联解体以后东欧现在什么也不是，现在的收入主要是靠劳动力到西欧国家打工，也就是靠劳动外汇和旅游外汇等其他的经济，所以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有局限性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仍然要强调推进产业升级、推进技术创新。现在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但是在坚持的基础上要推进产业升级，发展技术性创新产业。

　　下一节：以市场换技术的局限性

　　以市场换技术的局限性

　　还有一方面，以市场换技术的局限性。应当说以市场换技术是有积极的作用，与发展中国家最初的技术和产业起点相比缩小了产业差距，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发展。但是它的弊端是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最前沿的核心技术，而且还可能形成对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的排斥和抑制。我认为中国的轿车工业就是市场上的典刑，迄今为止无论是我们的车型设计、发动机的制造以及关键零部件技术的开发上基本上被跨国公司所控制，本土的汽车公司像奇瑞和吉利只能在低端的产业上寻求规模的扩张。中国以市场换技术也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重新思考中国这样一种技术战略。

　　因此，我们在利用外资的方向上也要由弥补资本缺口转向弥补技术缺口为主。中国现在不是缺资本，现在每年对外投资已经超过了500亿，去年大概是560亿，还在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资本的输出国，在利用外资的政策上，我们可以由当年的缺少资本转向如何来解决弥补中国目前的技术缺口，这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紧迫性。

　　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

　　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就是要积极推进产业升级、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当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如果你招不到工，或者提高工资以后没有竞争力了，一方面说明企业需要改进，还有一方面说明这个产业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要打问号。过去我们需要有将近50万台21寸的彩电去换一架波音737飞机，如果说中国能够造出大飞机，比如说2016年投入市场，2020年开始大批量生产，这时候就可以不用出口50万台彩电，不需要大批量买波音空客的飞机。

　　中国要调整结构变化，必须要推进产业升级。另外，要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还要优化和调整产业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有两个方向：一是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要向大企业集中，这种大企业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谁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方向、具有规模效益就向谁集中；二是进行专业化分工，进一步推进企业零部件的扩散，通过专业化分工来提高劳动生产力，来消化工资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因素，降低单位成本的劳动力成本。

　　六大规划推进产业升级

　　这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要实现这个任务，国家制订了中长期的科技发展规划，并且有十六项重大专项。目标就是要在若干重要的产业领域里面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核心技术产权，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同时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防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具体来讲有六个方面：

　　一是把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放在优先地位。下决心解决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

　　二是以获取自主知识产权为中心，抢占信息技术战略制高点。前不久工信部在讨论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问题，提出我们需要看到信息技术目前处于一种调整和运营的阶段，要看到中国信息技术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方面是面临着核心元器件的生产，由大量的依赖进口转向依靠具有自主知产权的生产；第二个方面是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设备，包括光刻机、刻蚀机等等高精尖的设备，要立足于国产化；第三方面是信息产业的发展在没有重大的国际性突破情况下，中国仍然要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信息技术的渗透以及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方面要有所突破，继续保持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

　　三是大幅度增加对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的支持力度，围绕粮食安全、农产品结构调整以及农民健康水平来提供科技支撑，培育新的产业。

　　四是加强信息技术和新材料技术。

　　五是加快发展航空天技术和海洋技术。

　　六是加强多种技术综合集成，发展城市和城镇化产业，以及发展城市的交通设备制造业等等。

　　这是中国未来产业升级的一个目标：建立在技术创新基础上，来推进中国的产业升级。

　　高新技术：先拿过来，再吸收化为己用

　　目前来看，我们认为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领域里，大型发电设备制造业、高速铁路装备制造业应当说是比较成功的典型。我们在80年代开始引进国外30万千瓦以上的大型发电机组的制造，中国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已经能够制造30万、60万、90万大型的火力发电、水力发电以及核电发电的制造。基本上摆脱了对西门子、通用、三菱这些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依赖。

　　最近几年中国高速铁路装备制造业也得到快速的发展。六年前国家发改委制定了中国高速铁路的技术引进和产业发展战略，就是要捆绑引进和生产。你必须卖技术给我，不然我不跟你合作。现在德国的西门子以及法国的阿尔斯通已经开始有一点后悔，感觉当年不应该向中国进行技术转让。中国将这些技术经过消化、吸收再创新，虽然我们在一些技术上还没有完全掌握，但是至少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通过技术集成而形成的高速铁路设备制造以及高速铁路新建。从武汉到广州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最近通过的实验已经是达到380公里/小时的世界最高速的轨道铁路。这就形成一个新的依靠，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技术集成形成了这样一种新的产业。华为公司在高技术产业领域里面申请的专利目前的在国内所有公司里是最多的，虽然它不是上市公司，只是一个民营企业，但是它长期建立在依靠自主技术开发和创新的基础上，成长为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公司。我们的产业升级必须要找准方向，特别要建立在以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上，来推进中国的产业升级。

　　下一节：提升企业价值链任重而道远

　　提升企业价值链任重而道远

　　第三个问题，关于企业提升价值链的问题。

　　前面讲了中国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企业必须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耕细作。我们必须看到环境的变化，包括国内外市场制造业供给大于需求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另外，在国际产业体系分工中，中国不应当长期处在价值链的低端做贴牌，这完全是给别人做组装。过去我们讲苏南模式，苏南模式增加了GDP，但是并没有带来GDP相应的增长，因为税收交给中央、利润留给台方、工资发给老乡，而苏州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低于无锡和常州。这样一种价值链的分工体系对一个局部地区是可以的，但是对一个国家来说值得深思的，我们不能长期处在这个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低端上。我们必须提高中国产品的附加价值，用通常的话来讲叫“豆腐要卖出肉价”。一辆宝马5系在中国要卖50万左右，相当于7万多美元。在沈阳的中华轿车，称“远看30万，近看13万”，也就是不到2万美元。同样的物理消耗量，即是消耗同样的钢材、轮胎和有色金属，而奇瑞、吉利有的定位就在一万美元左右，在国内六七万人民币。

　　去年的出口中国刚刚赶上和超过德国。今年中国的GDP刚好和日本GDP总量相当，日本用了7亿吨的标准煤，德国用了6亿吨的标准煤，而中国消耗了31亿吨标准煤；美国和德国有2000万制造业的工人，而中国有1.2亿。我们虽然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但是都是低附加价值的。我们的成本是挺高的，我们得到的福利和经济增长是不对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产业结构、劳动生产力、产品附加价值都有问题，因此必须要提高中国产品的产业价值链。这种产业价值链：

　　第一， 要增加企业的核心能力。

　　这个核心能力首先是在企业产品的选择上，必须是定位要避免过度竞争，必须要有特色，必须有独到之处。从产业经济学分析来看，过度竞争的时候利润趋向于零，大家都赚不到钱，也就是维持交税和发工资。必须要突出你的特色才能形成独到之处，这样才能在激烈和供大于求的竞争中找到你的市场定位。没有特色、没有独到之处就没有竞争优势。

　　第二， 我们不要把降低成本老盯在降低工人工资和增加工人加班加点上。

　　中国工业品的价值构成中间72%是转移物化劳动的成本，而附加价值只有28.5%左右。当然每一个行业不一样，成本的大头不在劳动工资上，而是在物化劳动成本上。当能源原材料上游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你必须把产业链中间决定成本的大部分降低物化劳动的成本。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改善劳动组织和推进技术进步来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第三， 推进专业化分工，发展生产外包。

　　我们现在还存在着用小生产的方式来办大工业。企业在产业的价值链中应该坚持攫取利润最高的环节，把那些不赚钱、又消耗物力财力的部分分包给别人干，这样才能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前两年我调研过北京的一个生产服务业公司，他是专门做服务外包的，他的IBD是做输入变电设备一个跨国公司，IBD的产品清洗、包装到送到车站、送到码头运输，最后车间零部件的配送都由这样一个外包公司来做，这种配送通过和现代化的手段结合能恰好好处，IBD也不需要自己的仓储，而且能保证及时供应零部件，就这一项直接生产成本降低了8%。我们既要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同时也要推进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分工。

　　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机制

　　关于技术创新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技术创新投入总量每年都以15%-20%的速度递增，现在R&D的研发费用已经超过6000亿人民币，而且还在持续的增长。6000亿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用来采购国外的先进科学仪器设备，就是说中国科技投入的三分之一以上都给了国外的高技术公司，为他们创造了需求。这是我们国内市场干不了的，首先是技术创新本身的支出创造市场，国内很多企业干不了。第二是还没有真正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一种创新的机制。现在所谓的“产学研”还是强调以科研院所为中心，这次科技部实施的16个重大专项是坚持以企业为中心。因为技术创新必须靠企业，企业具有把创新的各种生产要素组合起来的能力，具有工程化、市场化的能力，而大专院校不具有。这两年实施的国家16个重大专项都是由企业牵头，大专院校为企业创新服务。企业提出需求，大专院校帮助攻克这些技术难题，真正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机制。

　　深圳要想成为创新型城市须降低工商成本

　　另外，中国能不能建设成创新型国家，还取决于外部的创新环境和机制。对于当前中国来说，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要抑制投机资本。华人资本最具有投机性，如果没有形成平均利润率的机制，不抑制投机资本，大家都会去做最赚钱的。

　　什么最赚钱？可能是房地产最赚钱。中央所有的大企业可能也不踏踏实实做主业了，也去炒房地产，去做“地王”。小老板完成了原始积累，大量的剩余资本做什么？找不到出路，就是去炒房子赚钱，大企业做房地产，小企业有了资本就炒房地产，当一个国家的房地产价格高的时候，整个工商业的成本就会提高。这是为渊驱鱼的政策，把中国的科技精英都赶到国外去去。在美国30万美元可以买很好的房子，30万美元相当于200万人民币，你在一线城市能买什么样的房子？连留学生回国创业这样一个安居的起码条件都不具备。真正要想建立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和城市，必须要形成平均利润率的机制，降低工商业成本。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深圳的一位工程师描述他为什么要选择离开深圳，他在深圳已经买房子了，他发现中国的成本很高，把在深圳的房子卖掉回到内地买一栋别墅，还能剩几个钱，同样可以找到专业对口的新企业，何必待在深圳。深圳市委如果想把深圳建设成创新型城市，要想使深圳的高科技产业继续发展、有竞争力，必须考虑这样一系列因素，创造一个有利于高科技企业自主创新的机制，来推进产业升级、推进企业价值链的改善，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

　　我的发言就到这儿，谢谢！